“你说话的声音怎么越来越迷离了？”来自阿里巴巴投资部的电话追问。
肚子高高隆起，杨嘉敏躺在产床上，麻醉药正进入她的血管。一阵强烈的疲惫感袭来，她的语速慢下来，“我马上要生了。”对方怀着惊讶与歉意挂断了电话。
混杂着疼痛、眩晕与消毒水气味，2018 年2 月8 日，杨嘉敏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而她创立6年的“七幕人生”也终于谈拢了阿里巴巴的投资。
类似《令人心动的Offer》综艺里的情节并非虚构——一位女实习生提到自己公司的女合伙人，怀孕后没有休一天产假，在办公室破了羊水，送医分娩后七分钟，全组人收到了她回复的工作邮件。
在此之前，杨嘉敏的人生一直是令人羡慕的——北大毕业，23 岁从软银离职开始创业，成立音乐剧公司“七幕人生”，25 岁结婚——直到30 岁过上了带着婴儿出差的生活。
杨嘉敏在产后几乎没能休息。“拿到阿里的钱后，公司进入了迅速扩张的时期，团队从30 人一下膨胀到了上百人。”她的工作量剧增，儿子出生两个月，她就不得不带着他从北京飞去上海出差。
“小孩最多两个小时就饿了，我每天要定五六个闹钟，隔一会儿喂一次。”杨嘉敏说，她不得不把出差期间所有的会议都安排在了酒店楼下，每跟人聊两个小时，就得冲上去喂一次奶。
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焦头烂额的困境经常发生，相比男性创业者，杨嘉敏此刻要经受大得多的考验，心理与身体面临双重压力。她既不想辜负理想，又不能辜负为人母的角色。
带着孩子工作的生活过了半年多后，杨嘉敏终于忍到了濒临崩溃的节点。
去年夏天，身心俱疲的她抛下孩子飞赴美国，过了六年来的第一个假期。黑石沙漠的火人节上，大火冲天而起，看着巨大的人形木像被火舌吞噬，杨嘉敏突然抱着朋友崩溃大哭。
“我的肩膀好痛好重，总觉得一不小心肩上扛的东西就会掉下来。”她重复这些话哭了一个小时。朋友轻轻拍她的后背，安慰她照顾好自己。
投资人们当然不会公开“政治不正确”地表示不看好女性创业，但他们的实际行动说明了一切。36氪统计了经纬、IDG、DCM、晨兴、高榕、光速中国等6 家基金2018 年的投资组合后发现：这年他们共投资了55 个项目，其中创始人为女性只有7 个。
再看链接众多风投机构的FA 数据：2017 年至2018 年9 月，华兴操作的198 个融资案中，女性担任创始人或联合创始人的项目只有22 个，占比11%。
“公司早期时，我在一个会议现场找投资人融资，他看了我一眼，说我不和女创始人聊天，然后就走了。”星站TV 创始人朱峰对36氪说。
“你是一个女性，投资人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担忧。担心家庭关系对你的影响很大，孩子对你的影响也很大，包括你自己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也跟男性不一样。”福佑卡车创始人单丹丹对36氪说，“像我做的这样一个互联网+物流的行业，会有人觉得你这么弱小的身躯，能不能扛这么重的担子？”
她从工作了四年的上市金融公司的组长岗位离开，也没有接大小互联网巨头“总监职位、百万年薪”的工作邀约，而是在大学找了一份闲职。
换工作的原因只有一个——女儿要上小学了，她要“管孩子学习”。
“你也知道，北京海淀家长的竞争压力多大呀。”艾洁说，过去三年，家里的老人可以代她接送孩子上幼儿园，但“小学一二年级是非常关键的时期，不能靠隔代人教育。”
虽然老东家苦苦挽留，承诺减轻她的工作压力，但是她很清楚，互联网公司的工作轰炸过来时，“难道你好意思把活儿甩给同事？做不到的。”至于互联网大厂“百万年薪”的总监工作，“那都是要996的。”
而大学的工作每天5点半准点下班，能让她接送孩子；回家后不会再有无止休的电话，能让她专心辅导孩子做作业。
新工作干了一段时间后，艾洁感觉“特别庆幸”。因为老师布置的作业很多只能在iPad 上完成，班级建微信群只允许父母加入，跟老师搞好关系后女儿能得到更多关注……这些都是爷爷奶奶做不到的。辅导小学生对于隔代人来说太难了。
她依然怀念上一份工作“激动人心”的状态——随时盯着行业信息，跟团队一起并肩作战处理突发的任务——她也想过，先帮女儿度过敏感的小学一二年级后，重回“战场”。但她刚听到其他妈妈说，到了小学三年级，功课还要“加码”。
中国算是鼓励男女平权、女性参与工作比率高的国家之一。在初入职场的头几年，男女间差异的确也不大。但一旦到了女性生育年龄，差距一下就拉开了。根据BOSS 直聘的数据，第5-10年工作经验的人群中，男性比女性高出的晋升几率，顿时从初入职场时的1.5%跳到12.1%。
虽然中国也有像董明珠这样的女性高管，但她们毕竟是绝对少数。智联招聘在2019年妇女节发布的报告称：中国职场的高层管理人员中，男性比例高达81.3%，女性仅有18.7%。
腾讯最高权力机构“总办”的15个人中，女性数量为0。阿里巴巴要“女性友好”得多，38位合伙人中有13位女性，但依然是男多女少，已经远好于平均值。
可以做个试验：算算自己所在的公司，管理层中究竟几男几女？
中国从1980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子女，中国这代主力职场女性多是在“生男生女都一样”、“女性能顶半边天”的宣传中，被捧在手心里长大的独生女，从来不觉得自己比男生有什么不足。但对于自己将因生育而陡然遭遇的职场困局，此前几乎全无预警。
方蕾说32岁之前自己是个“工作狂”。当时在BAT里工作的她“一天三杯咖啡”，“加班不觉得累，放假才觉得无聊”。
但休完4个月产假回来上班后，接连三次的季度会议她都缺席了：开会需要飞去总部，她家在外地，但孩子离不开人。
其实何止三次季度会。在女儿的十个月哺乳期内，她多次请假，一次出差都没有。如果奶水少、孩子可以早点断奶，母亲也早点自由；如果奶水多、可以提前挤好冷藏，也可以出一两天差，但方蕾说，自己属于奶水“刚刚好的”、要每天喂的那种。“很多男性领导，特别是没有孩子的男性领导，特别不理解女性会因为哺乳的原因拒绝出差。”
方蕾心里，工作的优先级已经变了，“生命中来了一个我最在乎的人。”两年后，因为工作变动上的不适应，她递上了辞呈。这是个不太艰难的决定。这两年她没有升职，自己对这份高强度的工作也没那么留恋了。
办离职手续时，HR才提点她：那些季度会议和管理层团建，她其实应该去的，“公司里也有跟你差不多时间生孩子的女同事，明明人家就能去。”她这才意识到，原来大家嘴上不说，心里是介意的。
生产后的几年里，在外公外婆一辈的照顾下，很多职场女性的第一道坎也就过去了。但有些事难以假手于人。
一件“小事”，让Anny决定辞去已经干了四年、在京东几十万年薪的工作。
导火索是女儿班主任给她发来的一条私信：上周末孩子的数学作业没有做，希望家长多多关注。她检查女儿的作业，发现孩子书写很不认真，加减法也算得很吃力。
她跟孩子约好，下班后就辅导做作业，回家后却因为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开始加班。等工作结束，发现女儿缩成小小的一团，已经在她脚边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看到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自己起床、梳头、吃早饭，看起来已经挺熟练。Anny 感到一阵愧疚心酸。
哈尔滨一所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Anny 一路从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助理，做到进入毕马威合伙人秘书，再跳槽去京东做高管助理，收入一路上涨。
当然，互联网公司的工作节奏出了名的强，京东的工作节奏也是如此：Anny 每天上下班通勤时间 4 小时，工作强度也很大。领导其实挺体谅她，说让她就在家加班吧，但Anny 不好意思接受优待。
一个多月她就办好了离职手续，走的那天，她在朋友圈发了长文感谢领导和同事，回顾一起工作的点滴。这是一次裸辞，她没有任何新的职业规划，满心想的都是怎么把孩子的成绩提上去，“抓紧时间把她的数学、语文、英语课本拿过来啃一遍。”
两年前，34 岁的瑛桐离开了直属中国人民银行的印钞造币企业，扔掉了“新材料主管”的职位。在这之前，她休了一个“行业内最长的产病假”，从2015 年年底休到了2017 年6 月，也就是从确认怀孕休到了孩子8 个月大。
瑛桐休这么长时间的假是有原因的。她怀孕时已经32 岁，而且是龙凤胎，被医生判定为高危。生完孩子后发现问题更大。“双胎跟单胎根本不是一回事，那个困难你想象不到。一旦感冒发烧都是俩孩子一起生病，根本没法让我朝九晚五。即使是传统单位也不可能总是让你频繁请假。”
瑛桐考虑过各种出路：做微商、开面馆、做保险……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但是就是不考虑再回去上班了。“我不希望以后要照顾孩子时，还要请示 800 个领导。“瑛桐说，没孩子的时候，真没觉得生活中会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让你无法工作，但有了孩子之后，生活完全两样了。
做微商、卖保险、开Uber……这些“零工”因为时间灵活而受到母亲欢迎的同时，也意味着中止了传统的职场晋升之路。
陈庆敏经常在其公司举办的女性平权活动上担任讲师，接触过大量有职场困惑的女性——她工作了12年的全球软件咨询公司 Thoughtworks，曾被安妮塔·博格研究所评定为“全球最佳女性科技人员雇主”。陈庆敏的经验是，能够在职场里坚持下去的育儿女性有三个共性：
三个要素必须全部具备。陈庆敏说，“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女性都很容易退出职场跑道，而且很难再回来。”然而实际情况是，“女性总是把自己当成家庭和照顾小孩的第一责任人。”陈庆敏说，这使得职业女性面对结婚、生子、育儿、养老这些坎时，她们成了夫妻中更主动退让的一方。2018 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男性和女性的工作时长都差不多，但中国男性家务劳动的平均时间为45 分钟，而女性为2 小时6 分钟；男性陪伴照料孩子生活的平均时间为17 分钟，而女性为53 分钟。能退出高强度工作岗位的女性，因此看起来还有点“走运”。艾洁的老公收入比她高，Anny的老公收入跟她相当，但作为一家创业公司技术负责人的职业前景更加光明，瑛桐的老公在创业。每个家庭的选择看起来都很理性，在普遍男强女弱的家庭结构里，妻子让步看来更加“合算”。但这涉及到一个更为复杂的话题。03当她决定留下派驻非洲的华为女员工 Johanne 正在纠结：是接受新职位，还是回国跟男友结婚生子？当领导跟她说，希望她调任新岗位时，她很沮丧。 “那是一个比现在小得多的领域，而且我完全不熟悉。”Johanne 说，她猜想也许是领导对自己的工作能力不满意，所以把她调离。但她几天后才有勇气去追问为什么。“管新市场是晋升。你一直得A。”后来她读到 Facebook 女COO 雪莉·桑德伯格的《向前一步》，看到了一个名词：冒充者综合症：职场女性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会不如男性果敢，会过于谦虚。因为如果你太强势，你的男下属会厌恶你。而如果你过于谦虚，又争取不到机会。而且会时时担心被人看穿自己并不优秀，只是运气好而已。还让 Johanne 自省和羞愧的是，她之前也会不经意间对女性“自我讨伐”：“我们内心也会对女领导有偏见。如果女领导混的好，我们私下聊天会说，不想像她一样，只有事业没有家庭。如果她升职加薪，我们会八卦说也许她有靠山。”而原本，她是打算为男友“牺牲”的。原本做好了“十年职业规划”、大学毕业后就远赴异国的她，遇到男友后，令她产生了“也许两个人一起当小职员，过过小日子也挺好的”的想法。因为年近30 岁，她想跟男友一起回国，找一份不太忙的工作，有个小家庭，共同抚养孩子，过朝九晚五的生活。但是男友不同意。他计划至少还要在非洲工作四五年，赚足了钱才回国。这让 Johanne 感到不满：“既然我可以作出牺牲，为你生小孩耽误工作，为什么你不可以也牺牲一下，跟我一起回国呢？ ”终于，她悟到一个有点残酷的事实：自己如果牺牲了事业，对方“不会感激”。如果当全职主妇，境况可见的糟糕。在非洲工作期间，他们认识了很多跟随丈夫来非洲生活的中国家庭主妇。丈夫去上班，她们留在家里全职带孩子，每天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得不可开交。男友对 Johanne 说，“如果你以后也像她们一样，我可受不了。”Johanne 最终决定选择新工作，走上更高的管理岗。“即使有了孩子，女生也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要有财务能力，有话语权。”还有女性决定优先考虑自己。“我觉得孩子不是刚需，我没有那种很想当母亲的欲望。”33 岁的王琳已经结婚7 年，她与丈夫都是现居上海的外地人，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我妈也教育我不要生小孩。她常说，我把你养那么大，你不还是跑了吗。老一辈人觉得养儿防老，现在新时代了，还防什么呢。”对OECD国家生育率的研究显示，当女性在生育后能得到的帮助（幼儿托管和政府福利补贴）越小、回到职场的难度越高，就越倾向于不生。这些国家中，生育率最低的是韩国——这被视为韩国女性无声的抗争。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正在快速上升，中国为此开放二胎政策后，人口增长却不及预期。除了因为大城市生活成本太高“养不起”之外，女性生二胎后将面临的种种压力，也是让人却步的原因之一。更多时候，是要靠自己咬牙坚持的。曾经被逼到崩溃大哭的杨嘉敏，现在是朋友圈子里“带娃创业”的典范，常有境遇相似的朋友向她讨教怎么“管理时间”。但是她的方法可能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每天七点下班，回家陪孩子读书做游戏，八点把孩子哄睡，八点半开始在另一个房间处理工作，凌晨一两点左右睡觉，六点起来运动看书，开始新的一天——她争取能让自己一天睡够6小时。 “我现在三件最重要的事，就是照顾自己、公司、孩子。其他的一切从简，清心寡欲。我几乎完全没有购物需求，平常不参加饭局，家里也没什么装修，因为没精力去管别的事情。”杨嘉敏说，“我现在真的理解了，为什么一模一样的黑毛衣乔布斯能穿一辈子。”在非常疲惫的时候，杨嘉敏经常会想到自己的母亲。一个90 年代独自创业的浙江女人，在小县城做服装厂。她没有经验，不懂服装设计，也没受过高等教育。仅仅因为爱好时装，自己跑到上海的百货大楼里来window shopping，把衣服买回去一件件拆开来研究，最终在怀孕期间挺着肚子把厂子办起来，产品远销海外。“她不是一个看准了机会才去做的人，她是一个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的人。“杨嘉敏说，想想自己母亲的经历，她觉得生活在这个年代的自己已经算幸运。“现在是希望女人什么都能做好，”杨嘉敏说，但好在“已经不是女人什么都不能做的时代了。”（应采访对象要求，艾洁、方蕾、Johanne 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