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不知道孩子春节过后还能否上学。”育英学校一名学生的家长刘女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坦言忧虑。她的儿子刚入校就读一年级。
即将消失的小学中有多少农民工的孩子？中国青年报记者向众多的打工者子弟学校校长、教师以及公益组织进行了解。
在石景山区，雍王府一带有4所小学将被拆除：春雷小学，学生约400人；红星小学300多人；太和小学约600人；先锋小学400多人。
在大兴区，旧宫新苑学校有600多个孩子；荣乾学校有860多个孩子；团河实验学校有900多个孩子。
在昌平区，有正规办学证的回龙观村向上学校有1500多个孩子。
朝阳区有7个乡拆迁，其中包括：东坝乡，腾龙学校600多个孩子；蓝天学校700多个孩子，育英学校1600多个孩子。
在崔各庄乡，经营10年的京华学校有440多个孩子；北皋学校有300多个孩子，桃园学校有890多个孩子，崔各庄实验学校有700多个孩子，青莲学校有1000多个孩子，星星学校有400多个孩子。
在十八里店乡，新利学校有1000多个孩子，英杰学校有1600多个孩子。
据公益组织新公民之友总干事刘文华介绍，在朝阳区7个乡，共有20多所打工者子弟学校要被拆除。
教书10年的曹靖华老师回忆，来京第一年他住在东三环，2001年后随学校搬到了四环，2003年搬到了五环。“目前很多老乡带着孩子去了通县，接下来我们还要往哪里去？”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这些在春节期间“教育断档”的务工子女基本有三种选择：一是全家跟着孩子以前就读的学校搬迁；二是就近寻找新学校入学；三是离开北京回老家上学。否则，就将马上面临失学的困境。
“虽然学校有校车，但是更多的孩子因为学校特别远，不愿去。”公益组织“打工妹之家”负责人焦方凤说。
采访中，有家长表示已经考虑为了孩子的学业搬家，但他们是少数。而若不搬家，对普通打工家庭来说，学校住宿费是难以负担的。
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腾龙学校的校址迁移通知上说：“为给家远的学生提供方便，本校提供住宿。”住宿生的收费标准是2050至2800元不等，而此前普通学生每学期学费仅为小学生700元、中学生1050元。
而对于能否就近入学，一位家长道出了普遍的苦恼：“现在是春季开学，学校不招生，很难给孩子找到新的学校入读。”
曹靖华老师指出，目前北京的部分公办学校除了要求外地孩子必备“几证”外，还增加了一条门槛：考英语。
“我的一个学生要转学，语文、数学都考了90多分，但英语只考了40多分。我们打工者子弟学校英语条件哪能好？可公立学校就卡这个，硬是不让进。”
“以入学考试作为接收儿童的先决条件是违反《义务教育法》的原则的，义务教育规定适龄儿童都享有就学的权利。”长期研究流动人口教育问题的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说，“然而由于《义务教育法》关于儿童接收义务教育的入学条件，采取了就近入学原则。但‘就近’是以户籍为基础的。虽然中央一再强调要一视同仁地对待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但是由于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子弟入学的问题，使一视同仁的原则难以落实。”
公益组织“同心家园”负责人马小朵无奈地说：“我们也帮着到丰台、门头沟找新的打工者子弟学校，但几乎没有一个社区说是不拆的。现在，家长们就只能在原地观望，还抱着侥幸心理，指望着最后会突然说不拆……”
公益组织“华夏志愿者服务社”的志愿者方洁说：“让孩子们并入其他打工者子弟学校？半年、一年后，这些学校依然面临拆迁，孩子们的成长链条一次次被打断，对他们而言，心灵和成长所受的影响我们无法忽视。纳入公办学校？各种证件要求、入学考试、高额捐献款……这种想法极不现实。让孩子们回乡接受教育？他们从流动儿童转为留守儿童，已经难以融入农村生活，其成长又会发生更多的问题。”
校方也对此表示不满。“1月15日刚放寒假，2月28日就要求腾退完毕，我们对此难以接受。”桃园学校的王校长说，“我们的教学设备根本没时间卖掉，我们对教室的装修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另一位校长告诉记者，为了使打工者子弟学校的教学设施能更接近正规学校，他刚刚新建了一间舞蹈教室，但这次拆迁将使孩子们一直盼望的舞蹈课化为泡影。“现在给农民工子女办所学校实在太难了！”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在此次拆迁中，有办学证的学校获得了每平方米500元到1000元的补偿金，而无证学校则没有获得补偿金。
但崔各庄实验学校的校长为此愤愤不平：“拆迁时说我们非法，但区教育部门一直都是按正规学校管理、检查我们的，我们学校还被定为朝阳区重点扶持学校。”
韩嘉玲研究员说：“不少打工者子弟学校存在校舍简陋、教学水平不一、师资力量不稳定等问题，但它的存在弥补了正规学校的教育空缺，是当代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特有的产物。”
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朝阳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科，相关工作人员对此回答说：“肯定得家长自己解决，你不可能让我们教委一一给安排到公立学校，那是不可能的。”
工作人员解释说：“如果在朝阳区选择学校，那学校不接收，可以让教委来协调。但是让我们硬性安排不太合理。一是我们不知道这孩子在哪儿住，比如这孩子住在金盏乡，我给他安排到十八里店去，那就太离谱了。如果人家搬到外区、外乡去了，我们还怎么给安排？如果他还在本乡住，可以自己就近选择没被拆迁的学校。”
“二是学校前期接到拆迁通知时，应通知家长做好相关准备。关于孩子入学转学的问题，家长至少提前应有心理准备，想好自己要搬到哪儿去。不可能到了拆迁这一天，才来找教委给他找学校，这不可能做到。”
记者叙述了目前家长的部分困境，工作人员回答：“让他就近选择，自己选择！”
但就算政府提前通知拆迁，也难以解决大批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
韩嘉玲研究员举例，2007年北京市海淀区要取缔部分打工者子弟学校，把打工者子弟学校的儿童并入公立学校，所以给家长写了一封信通知，但个别打工者子弟学校校长不愿意学校被取缔，就扣留信件，没有把通知发给学生。
“即使拿到通知书，家长也找不到新学校。由于通知书并非具体安排学生的入学通知。最后许多家长还是找不到学校，孩子依然进了原来的打工者子弟学校就读。整件事的处理是失败的。”韩嘉玲说。
记者问朝阳区教委的工作人员：“市、区政府或教委有没有相关的农民工子女安置政策？”她回答：“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说有政策。因为这次拆迁的不止一所学校，几个乡都拆了一批学校。”
实际上，对这一问题，一些省市已在财政允许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践探索。
湖北省武汉市开展“温馨工程”热线咨询服务，主动指导入学，改变了进城务工人员自己盲目为子女找学校的局面。各区教育局均设立咨询电话，专门负责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进行解答，并解决入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教育局在媒体上公布了当地313所公办中小学的校名、校址、联系电话等，明确指出这些学校不收借读等费用，收费与城市儿童完全一样。进城务工农民拨打一个电话，就能获得在新学期送子女入学的详细行动指南。教育部门在接到电话转学申请后，各区会根据区域公办教育资源的分布情况，同意安排农民工子女入学。
截至2008年，在武汉市就读的农民工子女有14.7万人，其中89.78％以上在公办中小学就读，这一比例在全国居于前列。
浙江省绍兴市从2005年开始，实行了农民工子女“入学绿卡”制度。外地人子女可凭暂住证、劳动合同、婚育证明等材料申领“入学绿卡”。
学校和年级均在“入学绿卡”上写明，绍兴市教育局根据其父母暂住地和施教区域，就近安排入学学校。学生凭卡入学，学校凭卡无条件接收，一律免缴学杂费、借读费、课本和作业本费。同时每接收一个农民工子女，学校凭卡得到政府发放的补助。
江苏省张家港市政府自2006年开始，根据经济发展趋势、区域位置、外来人员数量、生源情况，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进行了科学布点，主动管理，从源头规避了拆迁可能带来的大规模儿童失学问题。
志愿者方洁说：“孩子都是一样的，不管来自城市、农村，不应分贫困、富有。我们一直在做的兴趣小组项目，就是希望给打工者子弟同城里孩子一样的成长机会。随着拆迁，不仅我们的活动无法继续开展，更重要的是，这些孩子最基本的受教育权利都遭到威胁。”
“学校里的老师、同学，社区里的好朋友、伙伴关系对孩子的成长很重要，而拆迁会使孩子离开好朋友。频繁的拆迁会对儿童的成长造成一定的影响，也有可能导致儿童的适应障碍。”韩嘉玲研究员说，“这些都是在拆迁过程中，要考虑到的。”
“我们倡议政府更认真地考虑，拆迁对巨大的农民工群体、打工者子弟学校的孩子们，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方洁说。
打工者子弟学校教师张树军说：“我们希望透过媒体呼吁，应该为拆迁学校的孩子在公立学校预留座位。孩子是最重要的。”
办学十二年的育英学校校长说：“现在我们感觉政府忙着拆迁，这一大群农民工子女被暂时遗忘了。我们特别希望政府能关注孩子们和（打工者子弟学校）老师的去向，即使只是关心一下我们也特高兴、特满足。”
据悉，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月10日召开的教育部年度工作会议上表示，教育部今年首要的工作是启动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今年教育部将落实以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以输入地为主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全面取消借读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