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为中国特色的划分办法：以生产、经营诸环节为征税对象，以实际销售额为税基，按相应税率全额计税为生产型增值税，即现行征税办法；同样以生产、经营诸环节为征税对象，却不以实际销售额，而是以实际销售额减去固定资产投入为税基，按相应税率计税为消费型增值税，避免在投入时交一次增值税，折旧时又重复交一次增值税，是已在东北等少数地区试点，并可能推广至全国的征税办法。以此种办法划分的17%的生产型增值税税率，相当于22%或23%左右的消费型增值税税率。如果现行税率维持不变，同时以消费型代替生产型征收办法，相当于降低5至6个百分点的增值税税率，所以当记者获悉财政部向国务院上报增值税全面转型方案，立时选择将减税作为了报道重点。年减税额度为1000至1500亿元。（《21世纪经济报道》、《成都晚报》）
再则为国际惯例的划分办法；以生产、经营诸环节为征税对象即生产型增值税；以消费终端为征税对象即消费型增值税。无论征税对象为谁，固定资产投入都不会重复计税。已经实行增值税制度的国家，绝大多数采用了此种意义上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在欧美多数国家的商店里买东西，标价是销售价，销售价却不等于结帐价，结帐单上的总金额，除了销售价，还包括另外加上的以销售价为税基、按相应税率计算的税金。比之上一种划分办法，此种划分办法特别强调的是税收公平。
税收公平即收税是政府权利，但此种权利因公众让渡而获得，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交换，否则就无权征税。增值税实际为流转税、消费税，任何一种产品，如果没有能最终销售给终端消费者，就不具有真正的流转、消费意义，没有真正实现增值，既然增值没有真正实现，自然就谈不上因为实际增值就收税。而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秩序、保障终端交易能顺利进行的主要是终端消费发生地的地方政府，值因此而增，税，也就因此而收。此种保障，在现实生活中，不仅指维护直接交易过程时的公共秩序，更包括在交易发生前后，在任何时刻为区域内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公共秩序。机场等地为过境者设免税店，就是免增值税，即因为尽管保障了交易秩序，却终究不可能为离境者提供方方面面的公共服务，不提供服务，则无权利收税，于是就不收。
倘若生产、经营诸环节在不同地域间的布局完全均衡，不以消费终端为征税对象也许危害不大，但这实在是不可能的。遑论我国，众所周知是地域间差异巨大。实行以生产、经营诸环节为征税对象的生产型增值税制度，富裕地区因生产、经营环节集中而抢收了其它消费地区的增值税，因外财愈富，至于“马肥人壮”，反之，被抢收走应收增值税的地区本来就弱，愈弱而愈要向外地输血，落得“马翻人仰”。增值税为“天下第一税”，“天下第一税”的征收方式不公平，因此造成的抢收或流失数额巨大，实为地域间发展不平衡的罪魁祸首。尽管实行了中央、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但以行政手段弥补征收方式不公平之弊，增加了财政负担以外，实际效果也不宜高估，因此还衍生出转移不公平，甚至灰色交易、权钱交易等种种可能。遑论因税制不公平导致不同地域间恶性竞争，为抢其它地区的应收税款，或者是为了保住本地区的应收税款而不惜血本招商，什么原则都不顾忌了，甚至在烟酒等高税率行业实行严格的地域保护政策等等，危害不一而足。
所以增值税改革的终极目的，不是是否要扣除固定资产投入，而是要格守税收原理，实现税收公平，从以生产、经营诸环节为征税对象转向以消费终端为征税对象，实现事权与财权合一，维护地方权益、促进地域间均衡发展，避免造成企业的无谓负担，至少无须对没有销售出去、并未真正增值的产品垫付增值税。尽管以消费终端取代生产、经营诸环节为征税对象可能造成一定的税收流失，而综合危害却绝不至甚于后者所必定造成的地域间发展不平衡、税收乃至商业秩序混乱，已为实行诸国所证实。何况，只要加强管理，税收流失并不是完全不可控的。现实弊端既存，不能永远不思杜绝，永远用扭曲的制度去曲就弊端。
此外，税收公平与税率高低也并不相悖，实际上，因为在制度设计上避免了重复计税之弊，反而更容易反映出真实税率的高低，促进全社会关注。如实行以消费终端为征税对象，为保持与现行生产型增值税相应的17%的税率，每个人的购物单上会明明白白打出22%或23%的消费型增值税税率，所有人都会知道，比之国际平均水平高出太多，减税，可能早就成为了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