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罗马法谚:任何人不得因自己之不法行为而获得利益。“不法行为乃损害赔偿之原因，其行为人对于被害人应负赔偿责任，当然不能反因不法利益而取得利益也”。一个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或者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但是阴差阳错，因积极或消极的违约行为而获得利益或可期待利益。毁约方通过其毁约获利，同时守约方因守约而受损，这显然是一种不公平。法律对这种利益不应该保护，并应采取措施促使该人按约定行事，保护相对方的利益。特别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法官应主动发挥这一思想的原则指引作用。2008年4月河南省高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涉及民生案件审理工作为推进和谐中原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就是这一法理的彰显，里面提出：对于卖房人恶意毁约而解除购房合同的，购房人请求卖主对房屋升值部分进行赔偿的，法院可以考虑予以支持。
(2)、《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虽然规定了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但这仅仅是对物权行为的限制，而非对债权行为的限制。房屋买卖被分为两道程序，一是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债的关系发生，双方均受协议的约束;二是过户登记，即发生物权变动。第三十七条所指的“不得转让”，是指不得发生“物权变动”，即房产管理部门不得登记过户，而不是指不得订立债权合同、不能发生债权行为。集资房本身具有特殊性，如有的需经过一段时间方可办理产权登记、土地使用权为划拨性质、买受人变更产权时需补缴相应的土地出让金等，但这些问题与法院处理范围无涉，自愿订立、意思表示真实的房屋转让协议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了七种无效民事行为该协议不属于这些无效行为。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五种合同无效的情形：①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②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③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④损害社会公共利益。⑤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法律规定的第五项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个规定排除了部门规章和其他低阶位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靠”。按照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必须是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法律的规定，在民法上可以分为任意性和强制性的规定。所谓任意性的规定就是指法律的规定可以由当事人通过约定来加以改变。合同法主要是任意性规定，强调当事人自治，当事人可以通过特别约定来改变。强制性规范是当事人不能改变的，违反强制性规范就有可能导致合同无效。这些强制性规范大多体现在行政法规里面，违反这些规定则有可能导致合同无效。
(4)、单位在集资建房中与职工的有关约定及单位为集资建房所作出的某些规定，只在单位和职工之间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不能约束第三人。单位虽有不许私自转让的规定，但对实践中出现的情况也多是默认的，故也不存在侵犯单位利益的情形。单位集资建房，实质上是福利分房的一种，在未房改前住户享受所谓“半产权”。尽管单位仍称之为产权人，但单位实质上失去了自由处置房屋的权利，除非得到住户的许可。作为一种历史性产物，其时地方政府、有关单位甚至国家的行政规章、地方法规对福利性集资房的转让都作了不少禁止性规定，但这些规定不属于法律、法规的位阶，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同时，从正常的交易习惯来看，当事人转让“半产权”房屋，并放弃转让权，应视为一种概括性转让，对“半产权”房屋产生的权利变化包括所有权的全部取得，不再享有任何权利。
(5)、《物权法》第15条规定：“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即有关不动产(房屋)物权变动合同的生效与否与登记无关。按照法律规定，申请人有权得到争议房屋的使用权，有权要求被申请人办理更名过户手续。由于取得该集资房尚有集资款等债务有待履行，协议的性质可定性为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同时该协议并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有关地方政府和部门制定的关于集资房买卖的限制性规定也不属法律、法规的位阶，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只要是经过房产管理部门备案登记的房屋，无论是单位牵头还是个人牵头组织集资建房，集资房的转让合同都是有效。国家至今也没有出台过关于集资房不可以转让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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