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半月谈记者在安徽省凤台县钱庙乡钱庙村采访时看到，这里道路两旁成片的良田上，一幢幢上下两层的房屋拔地而起，工地上机器轰鸣，一片繁忙的建设景象。路边的公示牌上介绍，这是凤台县批准的一个新农村建设试点项目，总占地面积300多亩。
然而建设新农村不过是个幌子。钱庙村村民告诉记者，2006年以来，村党支部书记刘利等人从群众手中按照每亩19800元强行征地，进行房地产开发，谁不卖地就要挨打，而建成的房屋按每平方米1100元销售。
在凤台县杨村乡店集村，记者看到了同样的情况。这个村占用良地300多亩，开发建设了大批商品房，并以每间房6万元的价格卖给农民。
新农村建设是面大旗，发展经济、改善交通也是一面大旗，在此之下，有的地方行的却是圈地卖钱、中饱私囊之实。
河南省商丘市平台镇平台村村民反映，从2007年5月开始，平台镇政府借建设“商虞快速通道”之名，欺上瞒下，非法违规强占村民承包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从中获利，并在没有同村民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偿款没到位的情况下，强行拆除扒毁农民居住房屋，不仅给村民家庭造成巨大损失，而且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
有为了钱的，也有为了名的，于是形形色色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粉墨登场了。
今年初，有媒体报道，在重庆市大足县宝(顶)邮(亭)路沿线两侧，粉刷才一年时间的农房墙面就开始起包脱落，变成了一张张“大花脸”。原来，宝邮路是从成渝高速去往大足石刻的必经之路，为了给途经大足的旅客留下良好印象，2007年9月，大足县决定对沿线农房实施风貌改造，由村民每户集资2000元，再加上政府补贴，把原来颜色各异的房屋外墙，统一漆成白色，然后勾上红边。工程于2008年春节前全部完成。
“刚粉刷后看上去还不错，我这盖了10多年的楼房看起来像新的一样。”当地一名村民说，可住“新房”的感觉只持续半年多，他就发现墙体开始起包，经雨水一淋，一些地方开始脱落，附近几个村民家的墙体同样如此。“当时施工单位说要管5年，但要求在春节前完成，当时气温较低，加上赶工，一些墙体没有黏合好，一到热天就脱落了”。
类似的“脸面”工程不在少数，有的地方为了改善村庄环境，花钱买来大量景观树栽种，看上去很美，可老百姓不认可：如果让我们做主搞绿化，才不要这些中看不中用的景观树，我们会栽苹果树、核桃树、柿子树，不仅美观，又能发展庭院经济，还可以纳凉。
形象工程，劳民伤财，可一些地方却乐此不疲。记者最近在河南省新乡市采访，发现有村庄正在建设中心社区，而农民们对此多有不满。“近几年村里不少人已经新建了房屋，现在又让建多层住宅楼，搞中心社区，农民的农具放哪？老人上下楼怎么办？”
在陕西咸阳市的一些新农村“示范村”，农民们普遍为建造政府统一规划的新房而背上了债务。泾阳县兴隆镇兴隆“新村”的村民反映，他们每户建房花费5万~7万元，虽然政府采取“5＋1”方式进行了补助，即每户补助5000元，每人补助1000元，但大部分农户还要靠借贷盖房。
该市彬县情况类似。新民镇东坡村农民魏玉梅说，自己家进“新村”盖房共花5万多元，除积蓄外向亲戚朋友借了1万多元，向信用社贷款1万元，利息八厘四，每年利息要还1000元。小章镇小章村一组进“新村”盖房的农民有22户，没有借钱贷款的只有五六家。该镇一位农民说，自己进“新村”盖房花费8万多元，贷款1万多元，全家人以后都要勒紧裤带过日子了。虽然住上了新房，但家底空了，今后恐怕要“吃糠咽菜”。
咸阳的农民已经吃不消，然而还不算最糟。《人民日报》曾报道，山东省某镇政府以建设新农村的名义，决定在中心村规划兴建东西宽64米、南北长1150米的“商业一条街”，强行对中心村南北大街东西两侧的140余户民房大拆大建。该镇政府不但没有对拆迁户进行妥善安置，还要将拆迁腾出的宅基地收回，再以每户2.6万元的价格对外出售，并要求购买宅基地的住户按照镇政府统一的标准，自己出资建造不低于两层的沿街楼房。这样一来，许多拆迁户只能靠借款、贷款买回自己的宅基地建房，老百姓不堪重负。
凡此种种，多是当地官员一味求政绩、树形象，不听民声，不顾百姓死活所致，把许多惠民的好政策变成了负担，压在农民本已沉重的肩上。于是不少人感叹：“新房亮堂堂、里面空荡荡、债务压脊梁”。
去年以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碱滩村农房一直面临强拆。该村2006年被纳入拆迁改造范围，由于开发商沿用2001年和2002年的补偿办法，部分村民要求按照一比一原则进行回迁安置，双方始终未能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到2008年，开发商在地方政府的默许下，开始实施逼迁、强拆。
当地一名村民反映，经常有人深更半夜往他家里扔石块，逼迫拆迁。去年10月至今，门窗玻璃被砸了5次，住在外屋因怕被砸，家人只好挪到黑黢黢的储藏室里住。同村的几户农房已于4月13日凌晨被强行拆除，屋内不少物品被压毁。
强拆也要有堂皇的“说法”，最常用的就是“违章建筑”之类。去年2月，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石塘镇红星村几乎每户都收到《违法建设责令拆除告知书》，政府要求村民5天内自行拆除民房，逾期则强制拆除。拆迁行动被村民称为“砍头”行动，所有3层楼以上的房屋都属“违法建筑”，因此有近半村民的房屋拿不到任何赔偿。本来农村房屋产权关系复杂，证照多有不全，如果拆迁不考虑这个实际，恐怕“违章建筑”还有许多。
“你说我到底签还是不签？”记者在某地采访农房拆迁时，当地一位村民反复地问这个问题。他面临两难：要是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就表示自愿，到哪儿去都有白纸黑字为证；如果不签，政府将要强拆，到时可能一点拆迁补偿都拿不到。
在此之前，多数村民已经签了协议。“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搬走，可是没有办法。”当地一名村民说，政府有的是办法让你签字。如果有亲属或家人在政府机关上班的，在医院、学校上班的，甚至在国企、私企上班的，都要回家动员拆迁，否则饭碗就端不稳。有经商做买卖的，要去工商部门验照；有看病吃药的，要去医院报销医药费；或者有别的什么事，要找政府办的，对不起，都得先签字，再办理。
这些办法，绝不限于一时一地。媒体报道，山东某县一名71岁的村支书，因为完不成拆迁摊派任务，压力过大而上吊自杀。当然，这属于极端情况，一般来讲，有争吵但不会死人，有埋怨但仍会签字。所以最后负责拆迁的官员总能自信地说：你看，绝大多数人都是自愿拆迁，说明大家对拆迁工作还是很认可嘛。
上述的办法可谓常规措施，各地还有“因地制宜、发展创新”的新招。前不久，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古城乡政府为完成青阳屯村拆迁任务，起草了一封公开信，由该村中小学生交给家长签字。“亲爱的爸爸妈妈，让我和你们一样一辈子住在又脏又乱的村里，我会开心吗？让我和你们一样天天下地干活、一辈子当农民，我能过好吗？亲爱的爸爸妈妈，如果你们支持小区建设就请签上名字……”
对于城市房屋的拆迁补偿，国务院颁布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予以规范；然而对于农村集体土地征用中的房屋拆迁，只在土地管理法中有较为原则的规定。该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
可以说，农房拆迁实际上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可以遵循。为了进行农村房屋拆迁工作，各地制定有各种条例、规定、意见，许多时候，这些条例、规定、意见都是为了开展具体工作而制定的。如今年3月出台的《福州市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规定(试行)》就明确指出，只适用于该市仓山区、晋安区、马尾区的农房拆迁补偿安置。
一地一策，一时一策，这是我国农房拆迁安置补偿政策的现状，同时由于农民无从参与政策制定，农房拆迁补偿的多少，就全凭地方政府说了算。记者接触过一个案例，农房拆迁的补偿标准，当地政府从2005年划断，2005年之前建的房按面积1︰1还房，或按2800元/平方米补偿；而2005年之后的新建房屋，只按500元/平方米补偿。
当地官员这样解释，2005年，当地进行了全面的农房普查，而从2002年起，该市已停止发放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所以以2005年的农房普查数据为基础进行补偿是合法合理的。可是村民们认为，2002年到现在已经六七年了，儿女长大了要成家不可能不建房，况且建房的时候也没人制止，所以所有房屋应按同样标准补偿。尽管村民们的意见有道理，但对拆迁补偿方案的确定很难起作用。
农房拆迁的补偿政策一经确定，很难变更，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的人将一定享受相同的待遇。实际上，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可操作的空间很大，许多不公和不满也由此产生。
一名村民曾向记者讲述他自己多领取拆迁补偿金的事情：“按照公布的补偿政策，我的房子就该赔30万元，可最后政府给了我50万元。道理很简单，虽然政策永远不会变，每平方米该补偿多少还是多少，可是房子的面积可以变。”
这名村民以前经营商店、理发店、台球厅。“我以后生意没办法做了，政府不应该赔偿我损失吗？”他认为，所有多得的都是应得的，而在其他村民看来，他却是“各方面认识的朋友多，当地政府不能不照顾”。
另外受到照顾的还有两类人。其一是村干部及其亲属。记者在采访农房拆迁时，听到不少村民有类似反映：为什么某某书记家的牛棚就算拆迁面积，而我们家的就不算呢？其二是执著上访的村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他们那里农房拆迁，因为有几个上访的联系了媒体去采访，政府立即就增加了他们的补偿，以防事态扩大。当然，前提是政府拆迁确实存在违法违规。
还有一种执行上的弹性，就是政策还是那个政策，但解释各有各的不同。比如有的市提出“以宅基地换房”的政策，而辖下各县区执行的却不一样。有的按照宅基地的面积换给相同面积的住房，有的却要区分宅基地上的建筑物和院落，院落部分获得的赔偿相对要少得多。
所有这些政策执行中的弹性似乎可以理解为，只要拆迁能够进行，政府总是不愿意付出更多成本。在这一过程中，吃亏的往往就是无权无势而又本分老实的老百姓。
前不久，接到某地反映农房拆迁的上访信，记者前往调查。到达的第一天，记者先到几个村里找村民了解情况，当得知记者还会去当地拆迁办核实情况时，村民们都为记者捏一把汗，再三叮嘱小心。有村民甚至半夜一点打来电话，说当天给记者带路的村民家已被政府派人盯住，叫记者暂停采访，以防万一。村民被拆迁搞得神经紧张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不管这位官员说的是否为实情，当地政府和村民的对立情绪，以及互不信任的态度十分明显。
“我们这次拆迁安置考虑得很周全，包括以房换房、土地补偿、养老保障、就业培训等各方面，应该说大部分村民是满意的，但仍有一些人，得了1万想10万，得了10万想100万。”这是当地官方对于上访者的解释。
而记者接触的大部分村民却不这样认为。“土地补偿款为什么不一次给齐？”“养老保障为什么是和村里签协议，而不是和政府签协议？”“就业安置政府拿什么保障？”“新官不理旧事，换个领导不兑现承诺找谁去？”这种种疑问，在不信任的情绪中被放大，造成了“政府不过是想把我们忽悠走了事”的印象。
拆迁是件难事，在官民互不信任的情绪中搞拆迁，更是难上加难。政府首先需要反思，然而遗憾的是，诚意的沟通仍然不够，粗暴的言语和冰冷的推土机还是太多。种种疑问在推土机碾过房屋的那一刻被证实，不信任的情绪同时将会积累和传染。这，损害的绝不仅仅是政府的拆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