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刚凌教授主张向被拆迁户征税以遏制“钉子户”的不合理要价，遭到袁欲来律师的激烈批驳，随后又有若干人等为薛教授辩护，其中包括“公务警察”先生，他的辩护理由是国外和台湾的“工程受益费”。在刚刚又发生一起被拆迁户自焚的背景之下，这些似乎真地捅了马蜂窝，自然会吸引大家的关注，然而事情的争论至今难说有个分晓，鄙人插上一嘴，发表一点浅见，请大家评判。
薛教授的观点似乎言之成理，被拆迁户的房子涨价正是由于政府投入了公共投入，说白了，其实就是源于拆迁。对此，袁欲来律师已经做了批驳。鄙人不再重复。需要补充的是，我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有些难缠的钉子户会得到高于房子价格的补偿，问题是，这种情况是极少数，第二，这里实际上蕴含着对其他拆迁户的不公平以及政府欺软怕硬、不公平对待。对于大多数被拆迁户来说，拆迁都是一件吃亏的事，相信有过被拆迁经历和大多数公众都同意这个结论。即使从经济上不吃亏，感情上、邻里关系网的打破、工作距离的增加、折腾的成本等等精神上的损失又怎么计算?
话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拆迁让政府亏本，政府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热情来到处拆迁?莫非政府里的头头们都是傻子，如果这样，哪里还有“卖地财政”一说?莫非是对政府的污蔑?尽管有些拆迁确实是为了公共设施，但是，大部分拆迁都是商业拆迁或者公共设施拆迁与商业拆迁的混合，比如，上面建公益广场，下面却建地下商场。总体上来说不管中国哪里的政府，全盘算来，拆迁的结果肯定是政府赚钱，者是毫无疑问的。无锡市政府把第一人民医院迁走，医院原址卖出去赚了两个亿，政府不吃亏，是政府首长自己说的。笔者所知某区域拆迁建大学城，尽管其中大学校园政府并没有赚太多钱，但是，其一因此带动的附近的商业开发让政府转了10个亿，这还不算大学原校址的地盘被政府转手卖掉赚的钱在内。
公物警察先生引进工程受益费一说为薛刚凌教授辩护，并且对中国法学界只进行宏观研究的毛病大加指责。我承认，公务警察先生的学术敏感性还是很强的，作为一个实务工作者，能够对理论研究有这么大的兴趣并且有一定的研究深度，确实难得。他对学术界的批评也有道理，甚至很中肯。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微观和宏观都是必要的，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是要不得的，同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是要不得的。他从法规到理论介绍了台湾和日本“工程受益费”的情况，以此一方面旁证薛教授的观点，另一方面借此批评中国(大陆)的行政法学界的学者。他说：“我认为大陆的行政法学者，普遍的对于具体的行政法制度，尤其是各论部分，知之甚少或者一知半解，我想这倒是符合袁裕来律师指摘行政法学界的本意。我国的学者们，少发点不着边际的宏论，踏踏实实做点具体的实务上的学问，是时候了!”
但是，我却以为，公务警察先生缺乏的恰恰是宏观的观察和就事论事，也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且不说，被拆迁户是否真地是“工程受益”者，也不说其实大陆早已经有了征收“工程受益费”的事实(尽管没有用这么个名称)，比如到处可见的“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收费站牌，高速公路收费站就更不用说了。正是：“此树是我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此亦可谓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的继承。人们常说的“三乱”，其实就包括“乱收费”，比如城市建设费等等，我早年在中学教书，乡政府的干部居然到学校来收绿化费。如果说大陆的政府很傻、很天真，不知道收“工程受益费”，除非你是外国人。
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是台湾也好、日本也好，人家收工程受益费是在民主法治的“宏观”背景之下进行的，其决策、数额限制、过程公开、事后救济等等非大陆可比。比如深受公务警察先生推崇的台湾当局《工程受益费征收条例》有如下规定：
各级地方政府征收工程受益费，应拟具征收计划书，包括工程计划、经费预算、受益范围及征收费率等，送经各该级民意机关决议后，报请上级政府备案。如系长期办理之工程，应先将分期、分年之工程计划，依照上开规定，先行送经民意机关决议，报请上级政府核备后，据以编列年度预算或特别预算办理。中央举办之工程，应由主办工程机关循收支预算程序办理。
各级地方民意机关对于工程受益费征收计划书，应连同该工程经费收支预算一并审定;如工程受益费征收案予以延搁或否决，该工程经费收支预算应并同延缓或注销。
工程受益费以征足原定数额为限。但就车辆、船舶征收受益费之工程，而有继续维持保养、改善必要者，经各该级民意机关决议，并完成收支预算程序后，得征收之。
就土地及其改良物征收受益费之工程，主办工程机关应于开工前三十日内，将工程名称、施工范围、经费预算、工程受益费征收标准及数额暨受益范围内之土地地段、地号绘图公告三十日，并于公告后三个月内，将受益土地之面积、负担之单价暨该笔土地负担工程受益数额，连同该项工程受益费简要说明，依第八条第二项规定以书面通知各受益人。就车辆、船舶征收受益费之工程，应于开征前三十日将工程名称、施行范围、经费预算、工程受益费征收标准及数额公告之。
就土地及其改良物征收之工程受佃费，于各该工程开工之日起，至完工后一年内开征。
第一项受益范围内之土地及其改良物公告后之移转，除因继承者外，应由买受人出具承诺书，愿依照规定缴纳未到期之工程受益费，或先将工程受益费全部缴清，始得办理移转登记;经查封拍卖者亦同。
受益人对应纳之工程受益费有异议时，应于收到缴纳通知后，按照通知单所列数额及规定期限，先行缴纳二分之一款项，申请复查;对复查之核定仍有不服，得依法提起诉愿及行政诉讼。经诉愿、再诉愿、行政诉讼程序确定应缴纳之工程受益费数额高于已缴数额时，应予补足;低于已缴数额时，共溢缴部分应予退还，并均按银行定期存款利率加计利息。
尽管大陆许多法律也规定了复议、行政诉讼等救济手段，但是大陆之司法独立程度以及行政诉讼的艰难地球人都知道，这些救济的力度是无法保证的。有时候法院其实就是政府命令的执行者。这且不说，你什么时候听说大陆的收费是经过民意机关审定的，如果民意机关——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不同意，行政机关就不得或者停止收费?且不说收费，就是收税，大陆的税法大部分是国务院或者其部门制定的，全国人大才制定过几部税法?“不出代议士不纳税”恐怕也只能被某些人认为是西方的法治传统，归于不服中国水土的范畴之内了。我多次说过，美国救市方案，国会两次讨论才得以通过，差点胎死腹中。最近方案实施延长时间，又再次经过国会通过。而中国救市，国务院自己就决定了，与全国人大硬是没关系。这个，这个，三权分立与三权不分立之间有区别，不可同日而语，我想有常识的人都会同意吧。光讲一个制度，而不区别其宏观背景，不亦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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