贱卖集资房儿女告母亲要求判买卖无效思维导图

没顾忌

2023-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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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7年前，郑州市民李芳(化名)将集资房卖给了同事;7年后，她和买房人被女儿、儿子告上法庭，要求判卖房合同无效。但有意思的是，作为被告的母亲当庭倒戈，和女儿、儿子站到了一起。下面，树图网房地产小编为您详细介绍相关的知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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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大纲

「事件」子女告母亲和买房人要房产

现年26岁的小歌和19岁的弟弟小朝是郑州人，他们是这起官司的原告。今年9月，这姐弟俩状告母亲李芳(如图)和李芳的同事李琳(均为化名)，要求法院判7年前李芳和李琳的购房合同无效。

两人的理由是，1995年9月，父亲去世。此后，母亲李芳用父亲的工龄、待遇以及家庭积蓄，购买了单λ集资房一套，共90平方米，需交集资款4万多元。李芳和丈夫系同一单λ。

2000年10月31日，未经姐弟俩同意，李芳将这套房以10万元价格转让给李琳。当时双方约定：“先付8万元，余款2万元等过户后再交;如果李芳反悔，李芳需支付9万元违约金;如果李琳反悔，需支付2.5万元违约金。”

然而，由于这套房子至今没有取得房产证，所以双方一直没有办理过户手续。

「争议」母亲倒戈站在儿女一边

法庭上，李芳倒戈，跟儿女站到了一起。

同样作为被告，李琳却觉得无法理解。她说，签购房协议当天，一共7个人在黄河证券公司杨经理的办公室，她拿来了8万元现金，李芳和当时19岁的小歌都在场，还亲自点了钱。

李琳的律师辩称，李芳和小歌都是同意卖房的，而且李芳亲自在购房协议上签了字、摁了指印，而小歌当时也在场，这证明卖房子是她们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合同是有效的。至于小朝，因为他当时才12岁，属于未成年人，应有其母亲李芳监护，所以他没有起诉资格。

对于这种说法，李芳明确反驳说，当时女儿不在场，也丝毫不知道母亲把房子转让了。

「焦点」“转让”单λ集资房是否有效?

另一个争议焦点是，私自“转让”单λ集资房是否有效。

小歌的代理人说，李琳买房时，明知是用李芳丈夫的工龄和待遇所购集资房，明知当时无法办理过户手续，仍掏钱购买，因此该合同应属于无效。也就是说，房子当时还没盖好，她们是“买空卖空”。

此外，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不能转让。”很明显，李芳、小歌和弟弟都是这套房产的共有人，既然小歌姐弟俩没有书面同意，那合同当然无效。

对于7年前的那份合同，李芳说，她不认识字，这是个骗局。被告李琳拉来了4个证人出庭，以证明当年这事确凿无疑。

「原因」都是房价飞涨惹的祸

从昨天上午9时到中午12时，历经3个小时开庭后，审判长宣布休庭，择日宣判。“小歌姐弟俩为啥要状告母亲?这实际上是个幌子!原因就是郑州这两年房价一个劲儿飞涨，他们觉得吃亏了!”法庭外，李琳家人告诉记者。

李琳家人还说，因为李芳丈夫去世，她带着俩孩子生活困难，经济紧张，想卖房，所以李琳就买了她的房。

「先例」转让“集资房”法院判无效

据了解，郑州市目前已有类似“集资房”转让纠纷宣判。但结果让买房人相当失望，法院大多判该合同无效。

郑州市民熊某和秦某均系郑州某集团职工，秦某拥有单位集资房的购买资格，他和熊某签了一份赠与协议，约定秦将集资房赠与熊，由熊交纳集资款。去年9月，在二人对簿公堂后，二七区人民法院判该转让协议无效。

还有，郑州市民贾女士2005年以李先生名义购买了他单λ的集资房，今年初，反悔的李先生走上法庭，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他私下转让单位集资房属于违法。贾女士曾当庭指责对方不讲诚信，因为房价上涨才起诉。

「现象」二手房转让纠纷增多

问题是，既然本地法院已有先例，那是不是意味着买房人只能败诉?

天之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赵万军认为，假如法院判合同无效，那作为这套房7年来的“实际占有人”，李琳也应当得到原来卖房人一定的经济补偿。否则对买房人不公平，最起码，这几万元购房款的孳息和收益没了。

对于这一房产纠纷现象的普遍出现，赵万军分析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郑州这几年房价直线上涨，几乎翻了两三倍，这让那些卖房人觉得吃亏，才有反悔之心;二是这些二手房大多没有办理房产证，或者交易时双方û有过户，为产生纠纷埋下了祸端。

「影响」纠纷引起郑州两级法院重视

“目前，光二七区法院这类房产纠纷就有一二十起，其他法院也受理了许多同类官司。”二七区法院民一庭庭长吕艳珍说。

据不完全统计，因二手房转让所引发的房产官司，目前郑州市两级法院有200多起案件，均正在审理中。

吕艳珍介绍，在该院的近20起房产纠纷中，大都是2000年以来的二手房转让，其中包括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等各类，一般来说，案情大致都差不多，由于种种原因，尽管买卖双方签订了合同，但因办理房产过户有一个过程，所以卖房人才告上法庭。“这一现象已经引起郑州市两级法院的高度重视，可能近期将为此专门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吕艳珍说，在实际判案中，各法院法官将针对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不可能依据一个统一的标准或判例，尽力维护公众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