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转让合同所涉标的物为不动产，该权是物权法所调整(也存在债权与物权竞合)，近年来，我国对物权法没有系统的立法，没有形成完整的物权法体系。但是，随着物权法草稿的出台，不远的将来，一部系统的物权法将出台。
房地产转让中的登记的效力问题，也是一直争议的问题，按照现代各国物权法、物权的公示方法，因不动产物权或动产物权之不同而有所区别。不动产物权以登记和登记之变更作为权利享有与变更的公示方法。从历史上看，以保障交易安全为目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历史渊源较久。
对于不动产登记、登记变更、占有及交付等法定物权公示的效力问题，各国立法有不同的认识。以至最终形成三种不同的立法主义，即公示成立要件主义，公示对抗要件主义与公示折衷主义。[2]
(1)公示成立要件主义。又称公示的有效要件主义、形式主义或登录主义。这一主义以德国代表的某些大陆法等国家所采用。在此主义下，不用说对社会第三者，就是双方当事人间，物权变动如没有进行公示——登记或交付，也将确定地不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换言之，仅有当事人间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也无法定的公示方法时，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不仅不生公信力，也不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就物权变动须履行公示程序而言，公示为物权变动的成立要件(有效要件)。而就当事人间物权变动须有公示方法——登记或交付而言，公示又是一种典型的形式主义，特别是登录场合的登录主义。[3]这一主义体现在我国台湾地区“土地法”第 43条的规定：“依本法所为之登记，有绝对效力”。[4]
(2)公示对抗要件主义。认为法定公示方法虽有社会信力，但并非物权变动的要件。主要为法国法系国家所采《法国民法典》关于此种主义的规定成为法国法系其他国家采行这一主义的立法蓝本。依此主义，当事人一旦形成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即生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只是在未依法进行公示前，不具有社会的公信力，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善意第三人可以当事人没有进行公示为由，而否认其物权变动的效果。
(3)折衷主义。此种主义，是成立要件主义与对抗要件主义皆采的一种主义。但在皆采两种主义的同时，往往有所偏重，或以成立要件主义为原则，而以对抗主义例外;或以对抗主义为原则，而以成直要件主义为例外。
关于不动产登记的效力，我国现行法与有些国家和地区关于不动产登记效力的同类规定，并不相同。我国现行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区别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而一律规定非经登记不生物权变动的效力。1990年《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暂行办法》第18条规定：凡未按照本办法申请并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的，其房屋产权的取得、移转、变更和他项权利的设定，均为无效。这一规定，由于与我国《继承法》第2条继承人从被继承人死亡时起取得被继承人遗产房屋所有权，而绝不是继承人于房管部门进行变更登记才取得。同我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不一致。而 1990年《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暂行办法》仅是建设部颁布的部门规章，其不能作为房地产转让中必须办理登记，否则无效的依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抵押，当事人应当依照本法第五章的规章办理权属登记”。第五章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也规定应当申请变更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土地使用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属物所有权的转让，应当依照规定办理过户登记，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属物所有权分割转让，应当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部门批准，并依照规定办理过户登记。”但均没有规定不进行登记的法律后果，即不进行登记为无效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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