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流动性泛滥的背后是投资与消费的失衡，所谓“高储蓄、高投资”。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看，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必然出现贸易顺差，过剩的生产能力必然要寻求外部平衡。信贷投资扩张、内需不足、流动性过剩、贸易顺差激增，等等;所有这些矛盾的因果都是一个有机整体，而非独立存在。这或许是当前以收缩流动性和限制流动性运用为目标的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奏效的根本原因。
认清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层次矛盾之后，就需要为宏观经济政策重新定位，在解决内外失衡问题上，显然，着眼于总量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有限，而更多是财政政策担纲主角。故此，货币当局必须对纷繁复杂的货币政策的多目标有所取舍，不能在部门博弈中自缚手脚。
从短期看，人口数字及劳动力总数基本固定，经济增长反映的主要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增加，而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意味着，要么收入上涨而引发通胀（这个调整属于相对价格变化，与过多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所导致的高通胀性质完全不同），要么本币大幅升值。在市场经济体中，通胀与升值存在天然的替代关系：一旦资源要素价格上升，对外销售价格自然上升，从而抵消了汇率上升压力。也就是说，价格与汇率是两大互相制约的相反的点，而资源价格是根本，中国资源价格的扭曲夸大了汇率升值的压力。
像中国这样典型的转型经济体，由于政府对很多资源要素进行控制，以及某些行业准入制度的垄断，导致整个经济的相对价格体系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各种商品及服务的相对价格体系很不一样。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目标就是要切实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在内的价格形成机制。
只有当资源要素价格上涨成为投资规模的“自动刹车器”，市场机制才真正得以确立。如此，随着过去被人为扭曲、低估的土地、能源等资源要素价格进行修正，必然会伴随全社会商品价格上涨的过程。这是经济结构实现良性调整所必须的。
同时，当前改善内外失衡的关键在于收入分配结构的变革，要想办法令政府和企业手中的钱从投资转向消费。为此，应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使用税收机制，根据其稀缺程度和社会选择，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进行调控。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等等。
如此，上下游企业顺畅的价格调整机制方能得以构建。也就是说，资源要素价格上涨因素一定要能向下传导，否则，资源价格的扭曲无法传导经济过热的影响，造成日常消费品价格不涨。表面没有通胀，而实质上是挤压下游企业利润，导致下游企业亏损面扩大，投资消费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一个以构建市场价格体系为核心目标的经济转型中，中央银行对于通胀目标过分谨慎。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的决策依据，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当前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必须在价格和汇率间作出权衡，“轻价格、保汇率”应是现阶段最为现实的选择：稳定汇率，平衡国际收支，为经济转型创造良好条件。
刘煜辉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U982199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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