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为什么这么难？我想至少有两条原因：
1.医改牵动千家万户和社会各界，矛盾错综复杂，医改天生就是一道世界性难题。诸多矛盾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
2.不管是前届政府的8部委还是本届政府的16部委，部门对医改分歧较大，影响了决策。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真正抛开部门利益，把十三亿人民的利益顶在头上，医改才会顺利二、医改的当务之急
“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这是党和政府极力制止和纠正的错误倾向，尽管已经有了较大改变，但是由于法律法规往往由政府主管部门起草，部门利益法制化倾向还是存在的。就医改方案而言，十几个部门讨论一年多时间在关键问题上不能完全统一，拖延了改革进程。这中间，部门利益就是绊脚石之一。
关于体制设计的一个重大分歧就是：政府加大投入的资金交给谁?此前的六十多年间，这不成为问题，因为医改之前，政府投入交给卫生部们是“天经地义”的。现在的问题是：基本医疗的投入，无论哪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一包到底，政府拨款给卫生部门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低效率的，受到人民群众越来越激烈批评的计划经济的落后体制。在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必须顺应社情民意，我们必须适应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建立起“政府购买服务”“补需方”和体现市场竞争机制的新体制。然而这样一个重大的改革投入机制的政策，一直受到有关部门的反对，他们总认为只有自己最懂，只有自己最胜任，国家的钱交给自己最放心。他们不希望有来自外部的制约机制，来约束和促进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和费用的降低。而与此相反，大多数人都认为从群众利益出发，有制约比没有制约好！有竞争比相对垄断好！补贴需方（参保人即社保执行机构）比补贴供方（医院）好！难道当事人真的不明白大多数人赞同的这个道理吗？不是的！是既得利益模糊了他们的双眼，他们希望像过去那样，把人、财、物大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希望从制度上没有人能对医院服务说不，这就是利益的根源！可以略举几例来讨论一下：
——有人说：为了保障国家基本药物中廉价药的供应，要由国家实行“定点生产、统一配送、强制使用”。事实很清楚，廉价药的缺失绝对不是生产问题，而是定价不合理所致！全国药品生产能力二分之一闲置的情况下，只要合理定价，任何一种廉价药都不会缺失！提出定点生产是不合逻辑的思维，是头痛医脚的做法。那么捞起这样一个题目，实行新的“统购统销”，人为制造一些不公平竞争，这是为了什么呢？
——有人说：“对新药和专利药品要逐步实行上市前药物经济性评价制度”。实际上，“药品法”规定我国药品上市申请的评价标准只有安全性和有效性。有关部门试图在药品管理法之外，设立自我授权、这本身即违法！
——有人说：“要规范社会办医疗机构包括外资办医疗机构的准入条件”。其实我认为，根本不需要给民办和外资以单独“规范”的待遇，只要“准入条件人人平等”即可以了。事实上，许多人都看到了有关部门对民办和外资医院的准入是抱消极态度的。为了保护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企图借助“医疗机构设置规划”、“设立药事服务费”、“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来达到目的，这不是为了既得利益吗？
联想起2006年刑法修正案（6）实施后，有关部门竟然公开说“收红包不是贿赂”！还有，已经被国务院法制办给于纠正的原“医疗事故鉴定办法”规定，要求患者自己承担举证责任的错误条款等等，作为起草单位的有关部门，其维护医疗机构自身利益的立场不是由来已久吗？
我们认为：部门利益必须抛弃，即便是医疗机构的主管部门也不能只想到“600万医务人员的意见和利益”，而应该以13亿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这是医改成功的先决条件。
2.充分调动和发挥医务人员的改革热情和聪明才智。
几年来的医改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媒体有密集报道，历年两会都是热点话题。各社会团体有各种建议不断报送有关部门和国务院，相比之下，医务人员的声音既小又少，似乎显得十分冷清，为什么呢？通过对北京、上海三甲医院了解才知道，前几年医生们也曾积极关注和参与改革讨论，由于反反复复没什么大进展，许多医生感到“疲倦”，他们说：“上边爱怎么定就怎么定吧，反正我们收入不减少就行！”还有的三甲医院医生说：“我们院里从来没有学习讨论过医疗改革，大家都不太了解，也不关心。”
其实，医生是医改的重要力量，仅就医疗环节内部的细节问题而言，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医生，没有广大医生的积极参与，什么“双向转诊”、“全科医生”、“降低医疗费用”、“提高医疗服务的满意度”等等就很难落到实处！
有些院长同志直白的说：“关于医改方案我们是有考虑的，也备有建议的，但是由于我们的是任命权在卫生局，我们不能想说就说，我们首先要顾及卫生局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只能等等看再说。”
看来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远远还未调动起来，他们的真知灼见还没有畅所欲言。要创造环境和气氛，让医生们说出心里话对医改方案的制定和落实是十分重要的。政事不分的体制障碍了医务人员智慧的发挥，及早落实“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政事分开”等四个分开是当务之急。
3.认真落实，不要好经歪念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仅仅有了好的政策还远远不够，因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制定出来是很不容易的，执行好、落实好就更不容易。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是多么好的一项政策呵，可是这项好政策却被某些农村干部演化为“没收财产、扒农民房子，甚至限制人身自由”等违法行为。完全背离了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社会安定和谐。
药品招标采购本应是引入竞争机制，降低采购成本，减轻人民群众用药负担的好政策，但是在各地实施中，广大群众会发现“低价药落标、高价药中标”，“只定价格，不定数量”，“变脸药高价中标”，“中标还要靠钩标”等许多怪现象。这些怪现象瓦解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减轻人民群众用药负担的好政策并没有取得好结果，为什么呢？
政策是好政策，“一部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所以在制定和落实医疗体制改革相关政策时，一定要严防歪嘴和尚！那么歪嘴和尚是谁呢，他为什么要念歪经呢？
——有人说：开展“核定收支，以收抵支，超支上缴，差额补助”的管理办法能够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而我们认为所谓的“收支两条线”的办法与中央提出的“政事分开”等四个分开措施是背道而驰的。收支两条线等于强化了某些部门对医疗机构的工作干预，形成了任命干部靠卫生局，收入交卫生局，支出要向卫生局请示的格局。医院好像卫生局的科室，医院院长对医院的管理完全听命于行政部门，这样的“改革”要把医院领到哪条路上去呢？
——新近，也有人大力倡导南京医院药房托管的所谓“经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每一个托管合同中间医院都要收取购药金额45%-50%的“托管费”，用“托管费”把医院“以药养医”的既得利益先固化起来，而且这个托管费还在不断的提高，最后这些负担完全都加在患者头上，这是维护既得利益的游戏，对改革没有任何推动。既浪费了宝贵时间又把改革引入死胡同，为什么还要假戏真唱呢？
——还有人创造了“零差率”的所谓试点：按他们的说法，实行零差率就切断了医院、医生和药品的“经济联系”了，其实远非如此！零差率有两个死结：①既然是零差率，那么医院、医生的收入就固定了，他们的积极性从哪里来呢？②与社区医院同处药品销售终端的零售药店全国有34万家，社区医院零差率由政府发补贴，那34万家药店怎么生存呢？
看来，认真地、原原本本地把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报告关于医改的方针落到实处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我们殷切希望相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要把十三亿人民的利益举在头上，千万不要浪费了宝贵的改革时间，不要为己所用，好经歪念吧！
三、四点体会
通过多年来关注医改、学习医改、参与医改，对这一重大改革有了一定的认识，医改是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还需要时间通过试点在实践中深入学习。我有如下初步认识和体会：
1.医疗体制改革的最本质问题不是投入多与少的问题而是体制问题。不转变公立医院现行体制和机制，注入多少资金都会石沉大海。
2.医疗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认认真真、原原本本的落实党中央的指导方针，只要抛弃既得利益，把十三亿人举在头上，改革一定会顺利！
3.千头万绪，要从部门领导同志转变思想入手，当务之急是政事分开。政事不分开，医改没希望。
4.坚持政府主导并引入市场机制，无论是医院、医药企业还是保险公司都要鼓励多元化的有序竞争！竞争的结果归根结底对老百姓有利!“政府花钱买服务”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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