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潘振承有着同样选择的，还有另一位着名行商伍家。史料记载，伍家先世原居福建，在武夷山种茶为业。1783年，伍国莹（曾任同文行司事、伍秉鉴之父）在广州创建怡和行。
同文行成立十余年后，乾隆帝一道“一口通商”的上谕，给潘振承制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而这道上谕，在历史学者看来，是闭关锁国的落后政策。
三年后，1760年，潘振承联合8家洋行行商，向清政府呈请设立外洋行（公行），成为专营中西贸易的封建垄断贸易机构。这是十三行历史的一大转折。
在今天瑞典哥德堡博物馆仍藏有潘振承的玻璃画像，这是当年潘振承送给瑞典东印度公司董事尼科拉斯。萨文格瑞的礼物，这证明了他十分重视与瑞典商人的友谊。
美国教授穆素洁（SushetaMazumdar）博士的研究报告指出，潘振承参与建立国际贸易网络，投资到瑞典东印度公司。现存瑞典的档案中保存有潘振承的商贸记录。
“潘振承是否真的到过瑞典，同文行与瑞典的贸易额有多少，我没有办法考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瑞典商人在广州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同文行与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关系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潘刚儿说。
潘刚儿更愿意把这位先祖称为“世界性大商人”。他介绍，潘振承的贸易区域遍及当时对华贸易的西欧所有国家，以及小吕宋等东南亚国家。
潘振承选择了英国和瑞典作为主要贸易伙伴国——这两个国家对中国贸易需求量大，商人的支付能力也较强。1785年，中国茶叶出口共232030担，出口英国为154964担，出口瑞典为46593担。在当年的对华贸易各国中，中国与英国、瑞典的茶叶贸易量分别处于第一、二位。这从而保证了同文行对外贸易额始终保持为同行之首。
瑞典资料表明，18世纪60年代经常出入广州的帆船，其名可考者实有37艘。其中有3艘经营者为潘振承。
乾隆四十八年（1783），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退回1781年运去英国的质量差的1402箱武夷茶时，潘振承如数进行赔偿，树立了广州的行商向外商退赔质量差茶叶的先例。除了退赔，潘振承还准许给外商赊购适量货物来显示他的诚信。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曾经称他为“实可称为当时行商中最有信用之唯一人物”。
当行商颜时瑛、张天球因拖欠外商款项，而落下发往伊犁当差的悲惨结局，潘振承却能凭借在外商中的良好信誉，有充足资金让同文行正常运转。
潘刚儿的父亲是中山医学院的教授，他留给潘刚儿的除了家谱，就是一本《广东十三行考》。这本书的作者、历史学家梁嘉彬是当年十三行天宝行的第六代后人，他对十三行行商的形容是——“夹心饼干商人”。
“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潘振承的孙子潘正亨与东印度公司的通译谈话时，毫不客气地这么表示。
话虽说得刻薄，却道出当时作为洋商首领的苦衷。事实上，在潘振承最为显赫的时候，这种苦衷已经显露出来。
潘振承发起重新设立公行，但他和四子潘有度这两任同文行掌门人，都多次试图解散公行，从这矛盾挣扎中，可见一斑。
洋商复建公行的目的，是为了垄断利润较大的西洋贸易。没想到，却沦为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工具。十三行洋商利用皇朝指定的垄断特权，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在官府与外商之间周旋，两边都要讨好，因为他们都是“衣食父母”。
这多重的角色、复杂的关系，令潘振承担任公行总商不久，就感觉深深陷入清政府严密的控制之下，渴望恢复自由商人的身份。中山大学章文钦研究指出，公行成立后，共同规定进出口货价，加强行商内部的团结和对外商的约束，深为外商所忌，也不利于潘振承等大行商把持垄断贸易。在1768年、1771年、1776年、1777年，清政府历次组织公行中，潘振承总是站在（东印度）公司大班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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