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第三极。屈指算来，《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下发整整一年了。
从表面上看，滨海新区并没有立即出现“渔村变都市”的颠覆性改变，没有四处开工的热闹场面。与过去实行经济特区、沿海开放相比，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更多的是要依靠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用新思路破解发展过程中的难题，用新举措拓展各个领域内的创新和发展。这也是中央给予天津滨海新区全国综合改革试验区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唯其如此，天津一直在苦练“内功”。开发开放，天赐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经过审慎论证的《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方案》经批复后，天津——这艘巨轮就将扬帆起航。
2006年5月26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中，涵盖了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诸多方面的金融改革创新是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一项重要任务。
2006年9月，距中国金融业加入世贸组织的五年过渡期结束还有三个月，滨海新区连续召开了三个有关金融改革的会议。“建设全国金融改革创新基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成为三大会议的宗旨。
2006年9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复天津滨海新区七项外汇管理改革政策，允许区内金融机构开展离岸金融业务。
2006年11月，天津市政府将有关在天津设立全国性柜台交易中心的申请呈报国务院。
2006年12月，滨海新区首家注册的法人金融机构——天津港财务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开全国港口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先河。
2006年12月，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成立，基金管理公司挂牌。
在近期召开的天津市金融工作会议上，市长戴相龙表示，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创新已迈出坚实一步，未来改革重心在四方面——继续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开展金融机构综合经营；培育和发展金融市场主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开始进行。
从上面的时间表可以看出，作为新时期我国推行自主创新战略的“桥头堡”和“试验田”，天津滨海新区2270平方公里土地在中国的辽阔经济版图上，已勾勒出自己颇具魅力的雏形。
“十一五”开始，中央政府扶持天津滨海冲击“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的一系列动作引起了海内外关注。
一些观察家认为，伴随天津重振“北方金融中心”的历史嬗变，中国金融改革的大幕将在这里徐徐开启。国家在经济、财政、金融诸方面所给予的具有先行试点意义的政策倾斜，为滨海新区这艘巨轮的起航提供了动力，人们对此次航程充满了期待。
然而，对未来航程中的急流险滩，新区的改革者们是否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期待之外，外界对此次航程又有哪些疑惑呢？针对这些问题，《新财经》记者对有关专家、金融学者、机构投资者以及准投资商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走访。
2007年4月10日，“资本相约天津——北京说明会”在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二层宴会厅举行。主席台上，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一行热情地向与会企业介绍“与国外私募股权基金对接、快速约会”的技巧。
“资本是运动的，运动的目的是增值，要想增值就必须投资到产业形态上，这是常识。也许现代社会资本运动形式更加复杂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使用资本，没有免费的午餐！讲求回报是根本！”
孙先生认为，若把上述观点引申来看，融入滨海新区的资本在金融体系内运转是一个层次，但将其固化下来，以产业资本的形式运转就是另外一个层次。
“现在国内资本市场开始向滨海新区倾斜，是看重天津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支点，未来可能获得较高回报。换句话说，滨海新区发展金融要注重把工具性手段落实在投资上，而非指望资本市场和金融业自身的运动来改善经济结构。那么，如何使用好资本就成为关键。否则，一次性融资不难，可长期聚集资本就有麻烦了。没有回报，或回报率达不到预期，资本怎样流进来，还会怎样流出去。”
孙先生指出，滨海新区的强项是工业制造业，中央对其定位也很明确：“现代制造业基地和研发转化基地”。目前，滨海新区正处在二次工业化过程中。因此，无论是创造环境融资，还是直接融资，最需要的是支撑手段。
遗憾的是，与新兴工业基地相比，环渤海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尚处于发展之中，传统产业也由于技术升级缓慢而缺乏国际竞争力。而且，众多的国有企业不仅技术装备水平落后，还承担着沉重的冗员和其他社会负担。而海外私募股权基金远涉重洋来华投资，其目的很纯粹，就是想通过投资高成长性企业，推动其快速上市，实现投资的退出和高额回报。因此，他们在对象的选择上要求很高。比如对融资企业，私募股权基金要看企业过去三年的业绩和未来三至五年的盈利预测，包括企业的收入和利润能不能达到要求，成长性够不够；资本注入后，是否可以实现所要求的增值和回报；项目是否在业内有足够的竞争力，可以让被投资企业领先于其他同类型企业，等等。由此可见，私募股权基金很希望加大投资项目的竞争壁垒，而不仅仅是投钱那么简单。从操作层面看，天津中小企业的产业形态要留住私募股权基金是有难度的。
其次，滨海新区在环渤海地区各中心城市中的经济地位并不突出，环渤海地区各中心城市间服务业链条又没有形成，京、津、冀经济区服务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也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协调。再加上滨海新区港口面临多个邻近区域竞争者的挑战诸多重压之下，如何让请来的私募股权基金有“业”可投，有钱可赚，使“环渤海产业圈”真正成为投资家眼中的“沃土”，是天津市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
“与其他问题相比，我认为滨海新区开发的障碍来自体制方面的条块分割。”
接受记者采访的南开大学教授认为，“滨海新区管委会”只是一个综合协调机构，仅具有规划、协调和部分管理职能，具体的工作还需由八个区政府来做。这种管理体制并未突破原有的行政区划，必将导致区内资源分散、低效使用和重复建设，同时增大条块之间的协调成本。
该教授指出，如果任由这种状态延续下去，无疑会加剧八个区政府各自为政的状态，严重影响开发效率，他建议重新打造一个具有行政职能的新区行政机构。因为，滨海新区和深圳、浦东不同，它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个统一的区域，而是先有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汉沽区、塘沽区、大港区等。现在整合为滨海新区，这不仅需要整合区域的资源，还需理顺各个部分的关系。这种工作，不具有行政职能的机构是很难展开的。
天津滨海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郝寿义曾透露，2007年，开发滨海新区的投资需要超过1000亿元。如此巨大的资金缺口如何解决？业内人士和有关专家指出，从天津银行业目前的条件和基础来看，其不足以支持天津的发展，急需多方面“补课”。
20世纪40年代，天津市区仅解放北路一条街就坐落着49家国内外银行，其中包括12家国内银行的总行。当时的天津是中国北方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然而，时至今日，国内已没有一家总部设在天津的跨区域银行，天津的金融中心地位已经不再。
对于滨海新区金融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天津滨海新区管委会主管金融的投融资发展局局长了然于胸：“一是新区金融业整体发展相对滞后；二是金融机构门类有限，级别过低；三是金融运作模式简单落后，金融服务手段相对有限。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金融理念有待更新。这些都成为滨海新区发展的制约因素。”
有这样一组数据：近年来，天津市中小企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全市中小企业已有7.86万户，占二、三产业企业总数的99.8%。而截至2006年末，仅有3.2万家中小企业获得了贷款，贷款企业占比不到41%。
此外，目前金融人才短缺是天津银行业急需弥补的另一块“短板”，搞好金融创新、风险管理，都需要有专门的人才。
新加坡星展银行有限公司中国区行长梁甜昭表示：“中国金融业发展很快，金融人才供应紧张，在金融业不是很发达的天津更是如此。如果不加紧人才培养，那么，创新业务将很难寻找到合适的人员配备。”
正所谓挑战就是机遇。好政策不仅能加快天津银行业自身的改革步伐，更可以吸引到大批人才投身到这场新的金融革命中来。问题的关键在于，领航者如何率领人们有效地依靠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用新思路破解发展过程中的这些难题。
应该肯定的是，自戴相龙从央行行长调任天津市市长后，天津的发展进一步提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充分利用自身金融方面的经验和资源，为天津金融业务的创新创造了多项第一。渤海银行便是其中一大亮点。作为天津经济一条新的“供血”渠道，渤海银行必将为支持本地产业发展和基础建设，配合本地产权交易改革，以及最终建立与环渤海和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渤海银行固然没有历史包袱，但资金基础也很薄弱。银行服务最需要的网点布局、客户资源都要重新建立，尤其是在天津以外区域的发展。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副主任曾刚善意提醒渤海银行，未来看好，但短期内压力不小。
2006年12月，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成立，基金管理公司正式挂牌。“渤海产业基金的发起设立是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对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意义重大”。渤海产业投资基金被很多人视为发展中国式私募基金的一次突破。
渤海产业基金也的确起到了示范作用。一段时间以来，已经有多只由地方政府牵头的产业基金在排队等待批文，他们正在模仿渤海产业基金的发起模式。
渤海产业基金从诞生之初就担负着探索产业基金运行模式，为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乃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提供实践经验的重任。但就目前来看，渤海产业基金在运作模式上还存在着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
此外，渤海产业基金的投资区域，原定于滨海地区。后经多次协调讨论，被确定为环渤海地域。但规定投资于滨海新区的资金应不少于基金投资的50%。
可以看出，由政府主导下的产业基金应加强在市场管理上的灵活度，只有这样，产业投资基金的市场规模才会逐步达到国际成熟市场的理想状态。否则，渤海产业基金作为私墓股权基金的试点作用可能会大打折扣。
对此，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表示，希望推出更多类型（公司制、有限合伙制等）的产业投资基金，以总结更多的经验，解决“产业基金办法”在制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昔日的天津曾有其辉煌的历史。清末对外开放的政治及通商往来、李鸿章兴办新军、盛宣怀兴办实业，等等；都是从距离北京最近的港口城市天津开始的。可以说，当时的天津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因此，最终发展成为“北方经济中心”是必然的。沧海桑田，几多沉浮。如今，新一届中央政府决定，将以天津滨海为首的环渤海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
对此，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立群曾表示，“80年代要读懂深圳，要不然就不知道什么是改革开放；90年代要读懂浦东，否则不能深刻认识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要想把握中国的未来，就是要读懂滨海新区，这是国家战略。”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进入了一个全盛发展时期。广泛采用新技术、新工具，不断形成新市场，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的经济运行方式。创新不仅革新了传统的业务活动和经营管理方式，打破了金融活动的国别界限，而且改变了金融总量与结构，重塑了金融运作机制，进而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发展。
相对于国际金融、资本市场的运行模式，中国的金融生态体系还处于初级阶段。在经济全球化，资本全球速动的环境下，机制落后且相对封闭的中国金融亟待变革，否则，将难以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要求，也难以抵抗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央政府选择天津滨海作为金融改革的突破口和试验田，显然正当其时。
作为我国传统的老工业基地，天津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以银行系统为例，部分中资银行多年来微利经营，甚至亏损。其羸弱的金融生态环境正是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写照。如果按常规办事，各地根本无法彻底改变他们的金融生态环境。所以，改革势在必行，天津首当其冲！
既然是试验田，所行之事就必然与现有运行方式不同，不能一切循章，不能重走老路。既然是试验田，就要有独创之处，就要敢冒风险。多次宣称要做“北方浦东”的滨海新区发现，自己可以做的决不仅仅是复制和追赶。
创新需要大突破，大突破才能大发展。天津的金融创新不能闭门造车。虽然滨海新区已从政府、学者、媒体意见中获得不少思路，但最根本的，仍然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谈到2007年滨海新区金融创新方面的打算，天津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皮黔生透露，将在已经批准成立渤海银行、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的基础上，在混业经营、外汇制度改革、引进外资银行、建立新的金融机构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
在金融综合经营方面，试点已经开始。皮黔生介绍，“中农工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已经将总行的综合经营业务部设在了滨海新区，进行“综合经营”的业务试点，开展面向全国的综合经营业务。
除了新设金融机构外，天津市已明确表示，要大力支持渤海银行、渤海财险等机构总部扩大资产规模，在天津市发展分支机构。同时，鼓励总部在天津的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恒安标准人寿保险、中德住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外地设立分支机构。
种种迹象显示，天津金融创新试验已经拉开帷幕。以“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开展金融机构的综合经营，创新和完善金融机构体系，外汇管理改革”为重点，天津的金融生态环境正在发生变化。
据相关人士透露，待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批复之后，方方面面的改革将全面启动，预计年内将有重大突破。
对天津金融改革的创新举措，《新财经》杂志将继续给予深入的报道和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