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国人长期以来的理想，政府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这个口号。经过20世纪9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上取得了不少经验和教训。中国企业现阶段的跨国经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共性，也有特殊性。
跨国经营表现为母国和东道国经营政策、东道国的市场环境，以及企业竞争力的共同作用。比较优势在跨国经营的初期阶段有助力作用，但企业能否形成竞争优势是跨国经营成功的关键，具有决定性作用。
制造企业跨国经营必然涉及到产品、资本、技术的跨国界转移，各国政府是否支持和欢迎这种经营活动，是跨国经营的基本前提条件。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企业跨国经营的限制和成本在逐步减少，在区域自由加工和贸易协定之下，物理界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尽管母国和东道国政府还是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设定某些行业和市场区域的禁入，但企业总能找到两国政府共同支持的行业，或者是某些不受限制的经营方式，开展跨国经营。跨国经营活动体现为进出口贸易、绿地投资和并购，以及许可证贸易等多种形式。
各国对于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兴趣日趋浓厚，渐成潮流。而中国政府则将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作为主要经济目标。从外部环境上看，中国企业遇到了较好的向外发展机会。从企业内部来看，案例企业都具有明确的立足于全球资源配置和整合的国际化战略，而且企业高层管理者具有远大的国际化视野和抱负。
案例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动因，体现为具体的国际化策略，主要分为防御性进攻、被动进攻和主动进攻三类。
各国根据自己在某些行业的特长，专心发展产品，可以取得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这对于各国都是最优选择。这种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主要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现象的解释力有限。
中国企业普遍具有廉价而充裕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明显，产品成本明显低于国外竞争对手。但国内企业缺乏品牌和渠道优势，产品技术含量一般，低价优势有时并不能敲开国际市场大门。国内企业更多利用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充当国外品牌厂商的加工厂，赚取低廉的加工费。
不同行业的企业利用比较优势的结果不太一样。在技术发展较成熟而创新机会较少的行业，如家电、个人电脑，企业已经获得了规模生产效益，技术和质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销售额和利润率仍未达到国际领先企业水平。差强人意的利润限制了研发投入，品牌和渠道上的弱势使得总体竞争优势不明显。
在一些新兴和快速发展的行业，如通讯设备，国内领先企业近年来抓住了技术更新换代的契机，同时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几乎可与国际竞争对手同步推出新产品，形成较强的竞争力，获得较理想的收益。尽管研发经费比国外企业低，但得益于高素质、低成本的研发人员，费用实际利用率却不低于对手。这些企业正在借助比较优势形成一定的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低成本竞争优势的来源通常有较低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用较低的成本能够取得生产技术方法以及发展规模经济。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企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主要体现为，在与国外竞争对手提供同质量产品时，中国企业的产品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低成本竞争优势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壁垒低，容易被模仿，很难持久保持；二是，无法形成高收益，用以向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升级。案例研究显示，企业国际化经营活动提供了由低成本竞争优势向高层次竞争优势转化的可能性。
国内制造企业为了实现从低端到高端的攀升，需要积极向外发展，寻求获得技术与市场，从成本和差异化两个方面打造出持续竞争优势。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获得产品差异化竞争优势通常需要较大的投资，如果仅仅依靠企业自身利润，可能出现投入不足或者提升速度过慢，导致永远落后几步。通过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在重点产业或关键项目上，政府可以起到资金支持和资源协调的作用，扶持支柱行业，带动整个产业链升级，这在德、美、日等发达国家都有成功先例。
企业竞争力的实质是将竞争优势转化为持续而更有效率地向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尽管不同行业里的企业在这方面差异很大，但仍然有共同的规律可循。如果企业能不断提升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和低成本竞争优势，就能持续地比对手更有效率地提供产品和服务。
随着国外企业大量涌入，将技术研发中心搬到中国，以争抢和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资源，国内企业提升低成本竞争优势的空间也正在被挤压缩小。对于国内制造企业，更大的困难在于如何提升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
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主要表现为以产品的技术和服务适应客户需要，良好的品牌黏性，市场渠道等。案例企业多数采用以高性价比的产品定位于国际中、低端市场。在这样的缝隙市场里，国际一流厂商关注度和竞争不强，给缺少知名度和市场渠道的中国企业一个不大的生存空间。
通过在海外设立贸易公司、售后服务和信息收集点，以及小型研发机构，有助于企业把握国际市场上的产品技术与消费变化趋势，更准确地寻找和定位适于生存的市场，也可以通过与国外企业建立互利的战略合作联盟，提高产品的技术和服务水平。案例企业多采取了这种方式进行海外市场渗透。
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品牌和渠道劣势，如果仅仅依靠自身成长来克服是不现实的，必然会遭遇资金缺乏和时间过长这两大问题。解决的途径一般采用并购国外有一定影响力和渠道资源的、生产同类产品的品牌企业。有些资本运作经验丰富的企业甚至以低廉的价格同时获得了部分优质资产和专利技术。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逐步淘汰和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的行业中，仍有不少机会。
在采取并购方式成长的案例中，目前只有极少数企业，如万向、华立等取得了较满意的结果，大多数企业表现出对被并购对象的驾驭能力不足。错误的并购判断，失败的并购整合，不仅拖累了企业原定目标的实现，甚至伤害了企业的健康肌体。在中国企业普遍缺乏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缺少跨国企业运作经验，不适应跨国经营环境下的企业文化，不了解海外市场和国际惯例等条件下，并购风险被急剧放大。
也有企业通过先在周边地区设立跨国生产企业，逐步熟悉海外企业运作和市场，产品先以贸易方式打入发达国家，在建立了一定市场基础后，在发达国家建立生产和服务基地，开展产、研、销一条龙的跨国经营。如海尔，可能在短期内要以损失部分低成本优势为代价，以便能在中长期获得更大的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这些企业的跨国经营战略中，有用国内收益补贴海外损失，牺牲部分短期收益，以获得跨期收益最大化的目标。
企业采取何种跨国经营方式，内部取决于其企业能力、战略目标，外部受到产业和市场环境的制约，而且企业的竞争力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阶段应采取相适应的经营方式，并无普遍适用的一定之规。
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原料资源，而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发达的市场、先进的技术、有创新能力的高级人力资本，以及良好的研究条件等。双方都有相互获取对方比较优势的需要，而这些基本要素都是不可移动的，获取的最好方式无疑是“走出去”。
目前，中外企业的对外投资实践都体现出了这个特点。发达国家充分利用自身的人才和资本等比较优势资源，强调研究和新产品开发，但同时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资源，将制造转移过来，以建立其不具备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反之，中国制造企业在跨国经营实施过程中，也必须充分利用本国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资源，在尽可能降低成本的同时，结合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资源，创造基于低成本竞争优势的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或者，在能承受的风险范围内，放弃部分低成本竞争优势带来的收益，作为长期投资，换取长期利润最大化目标。
无论采取什么途径，成功的根本在于企业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建立和保持竞争优势，并通过企业经营活动将其转化为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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