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匹克,我年轻气盛、好斗,经常和父亲格格不入。父亲总是喜欢找公司内部会摄影的人来给产品拍照,他是知道创业艰难的人,能自己做就自己做,能省几块钱就省几块钱。而我则非要付大价钱请专业公司来拍照。我们经常会在这些小方面有一些摩擦。
我当时恨不得马上让匹克脱胎换骨。但我能感受到父亲的无助,他不愿意让我掺合到“老人”之间的历史恩怨之中,而是鼓励我做市场增量。因为他很清楚,处理历史问题不是我的强项。
最初的两三年是一个学徒期,我给父亲当助理,先从接电话做起,随后又被派到生产的第一线与工人们一起工作。最直接的感受是没有人可以帮父亲。“老油条太多,老好人太多”的现实让我很受刺激,公司的执行力出了很大的问题。比如2001年开始我们调整渠道,但到了2003年,调整居然还没有到位。我知道父亲最担心的就是提高销售,于是就主动要求去做渠道招商,原来的经理们和经销商或多或少会有利益关系,不愿意得罪人。
我性格很强硬,讨厌不敢承担责任、阳奉阴违的人。但我对市场一无所知,只能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走市场,逐个拜访上千个终端经销商。日积月累,我才慢慢了解经销商想什么、消费者想什么以及如何发现经销商的好坏。
砍经销商是我最痛苦难熬的一段经历,因为有利益瓜葛,所以手下的人都砍不动,我只能做快刀手,结果砍掉了一半观念老化、动力不足的经销商。被砍掉的脸色都很难看,有时去拜访经销商,也被轰出门过。
父亲之前的策略是将经销商化小,他喜欢跳过省级经销商直接找地级市代理,但我扫街的时候发现父亲的方法不对劲,小地方下去一趟就很难再下去一趟,管理很难辐射到。我意识到渠道化小不行,只能放水养鱼,鼓励经销商做大。父亲和我的策略到底谁对谁错,我说不清楚,唯一的说服力是匹克渠道整合之后,保持了80%以上的高增长。
我下手的力度很大,就连北京的经销商也被砍掉了,以至于当时市场十万火急。父亲一个电话,让我马上到北京去,第二天我打包就走。我住在北京郊区的盐业仓库里,里面一半码货,一半是办公室。楼下堆满了白花花的食盐,有一股海腥味。冬天很冷,没有暖气,我们只好硬挺着。扫街、谈判,自己开一辆金杯车穿梭于北京大街小巷送货接货,一切我都亲力亲为。
我很欣赏我的同行安踏总裁丁世忠,我曾经想,假如我不读大学,和丁一样一开始就创业会对匹克有什么影响?但时间不会给你这种重来的机会。我比较过我们两个人的性格,我比较沉稳,他则更有闯劲,咄咄逼人,各有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