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被掌掴,是非自有相关部门进一步甄别,但解决文化批评之难却没有如此快捷与简单的方式可循。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这次掌掴事件,能够唤醒文化界对文化批评的重视,借此涤荡文化之外的物欲之风,或许也算是将坏事变好事的有益之举。
随着掌掴事件的发生,阎崇年其他一些容易引起争议的言论也被媒体和网民整理了出来,如“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汉服不是最完美的服饰,也并不能体现什么民族精神”。放在“以言获罪”的年代,这些话即便不算大逆不道耸人听闻,也足够发表者喝一壶的了。
史家本身也主张百家争鸣,马瑞芳教授与阎崇年在清史方面观点不同,她也明确地表示反对动粗。施暴者了解清史,说明其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应可归之为文化人,掌掴史学老人不仅使当事者斯文扫地,也让中国年轻一代的文化人为之蒙羞。
坦白讲,阎先生已经是很低调很不娱乐化的一位了。但是,央视以及类似央视的这种强势话语权是无论多么低调都无法改变的。如果,“讲坛”或者某些机构能够给公众提供一个相对独立但绝对够分量的平台作为有效沟通的渠道,使得民意能够及时准确有效地表达出来,就不至于出现一个老人被激进的小青年掌掴的恶状。
这一掌终于掴下去了。这一掌看起来打在了阎崇年的脸上,实际上痛在《百家讲坛》的心里,也痛在那些丧失了学术良知的学者心里。这一巴掌,不仅让他们感受到这个深秋的寒意,也肯定领略了一丝民意的滋味。这一声掌掴,像开水煮蛤蟆,刹那间网络里,噼里啪啦蹦出来的都是这条新闻。这其实也代表了另一种民意。
自古以来文人相轻,却也不过口舌之争,这次一下子由学术问题上升到了“治安问题”,如果只要有人不赞同自己的学术观点就要挨打,那么学者们在研究学问的同时也不能忘记练上两招武术防身之用,以免日后在这方面吃亏。
阎崇年在替百家讲坛受过。现在看来,百家讲坛已经发展成为成熟的商业模式,即先利用独特优势造星,然后与主讲者联合推出同名书籍,拍卖版权分成。为了能够快速造星,百家讲坛失去了作为学术讲坛应该必备的谨慎和谦恭,“持论中正、不偏不倚”被置诸脑后,选择讲述题材和观点时或是求奇、或是求媚,导致从阎崇年到于丹再到王立群等主讲人的观点,争议不断。
阎崇年挨耳光,也是“祸”从口出。他在央视讲坛上挖掘文字狱的“积极意义”时,可曾想到自己也会在无锡遭遇一桩“笔祸”?还有,连许多普通观众都能辨别出阎崇年的一些观点是错误的,难道央视就看不出来?如果说这是学术问题,那么为什么不给异见者说话的机会呢?如果不同的见解能被“百家讲坛”接纳,小蜂的愤怒获得表达,阎崇年很可能不会挨这记耳光。
一个开放文明的社会,需要容忍各式各样的观点。“情急之下”的掴脸,可以说是一个人粗暴的较真,也可以说是心目中其实对言论昌明本身就不存在敬意。网上有不少人说打得好,我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