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加强对包括信用衍生产品在内的场外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监管。2009年12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场外衍生品市场法案》,以明确监管职责、推动产品标准化、推广电子交易平台应用、加快中央清算机制建设。同时,英国财政部及金融服务局也提出了《关于场外衍生品市场的改革方案》,以弥补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在信用风险管理和流动性方面的系统缺陷。2010年5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重塑金融稳定法案》,改革内容几乎涉及所有金融领域,而且重塑了众多联邦监管机构的角色,美国即将开启自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金融监管改革。
在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进行全面调整之际,有观点认为,我国应放缓金融衍生产品创新与发展步伐,以免重蹈发达市场国家的覆辙。事实上,与发达市场监管不足、投机过度引发危机的问题不同,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发展不足,金融衍生产品创新与发展步伐难以满足实体经济需求;我国场外市场全面的制度框架、有效的监管体系和较高的市场透明度均为加快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当务之急是鼓励金融创新,大力发展金融市场。
首先是市场发展状况不同。金融危机前,在全球经济失衡和持续低利率的宏观环境下,美国等发达市场上的投资者开始热衷于开发各种结构复杂的信用衍生产品,不仅造成信用衍生产品日益脱离实体经济需求,而且使市场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反观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发展大大落实于实体经济需求。一是品种不齐全,信用类产品及期权交易方式仍然缺失。二是规模仍然有限,2006年,全球场外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量是全球gdp总值的2.4倍,而我国在2008年仍只占当年gdp的12.4%,与国际平均水平相去甚远。
其次是市场监管不同。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等发达市场国家对场外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几乎没有监管,大部分场外金融衍生产品被明确排除在监管框架之外。市场监管的缺失加剧了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投机氛围,成为诱发危机的重要原因。而我国人民银行及相关部门始终坚持有管理的场外金融衍生产品发展思路,本着“制度先行、规范发展”的原则,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注重风险防范,从市场准入、市场分层、信息管理、风险控制等方面加以规范,逐步形成了适合我国发展实际的监管体系。实践证明,我国对场外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监管思路和相关举措是行之有效的,保证了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再次是市场透明度不同。金融危机前,国际信用衍生产品市场没有专门机构负责交易信息的集中收集与发布,市场信息透明度极低,严重削弱市场的有效性。而在我国,始终致力于建立透明的场外金融衍生产品市场,通过集中交易、建立数据报备机制等措施,人民银行及相关部门能够及时、全面、系统掌握市场状况,市场透明度较高。
从本质上看,信用衍生产品是中性金融工具,其作用的有效发挥得益于市场参与者的合理运用。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绝不是任何单一产品所能造成的,其根源在于宏观经济失衡和微观经济失控的综合作用。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大变革、大调整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应认真贯彻落实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大力发展金融市场,鼓励金融创新”的要求,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对欧美各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客观对待、批判吸收,在我国尽快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市场需求相吻合、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场外金融衍生产品市场。
其次,继续坚持加强市场监管与业务规范。我国应继续坚持场外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监管方面的既有正确做法,坚持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并重,严格控制杠杆率,防止市场发展脱离实体经济基础。一是加强制度建设,以制度防风险,将风险防患于未然;二是充分发挥交易商协会的市场自律组织作用,加强市场自律管理,进一步规范投资者行为;三是加强投资者队伍建设,丰富投资者类型,完善市场主体公司治理结构,提高运用衍生产品管理风险的能力。
再次,继续提高市场透明度和信息集中度。一是适时引入中央清算机制。银行间市场清算所的成立已为我国场外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中央清算创造了条件,可在清算所充分做好各项软硬件准备后,全面引入中央清算机制。二是加强市场信息管理。可以充分发挥交易商协会作为市场自律组织贴近市场的信息优势和客观中立的地位,对数据信息进行系统的归集、整理、发布和分析,为市场参与者和监管部门及时提供必要的数据信息。
此外,继续完善市场配套机制和环境建设。一是规范评价行业发展。创新评级业务收费模式,设立不以追求商业利益为原则公营评级公司,加大人才引进和技术引进力度,提高本土评级行业的话语权。二是建立健全配套机制。借鉴国际经验,依托交易商协会的平台,在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建立信用事件决定规则和拍卖结算机制,并为市场提供专业的交易匹配和提前终止净额服务。三是完善市场标准协议文本。根据市场需求和发展状况,由交易商协会组织市场成员对现有的《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及相关定义文件进行修订完善。四是解决法律适用性问题。加强与立法、司法机关的沟通交流,推动解决终止净额和履约保障等制度安排的法律适用性问题,夯实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展的法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