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也是世界上第二大净债权国，但是由于我国信用评级业发展落后，在国际资本市场缺少话语权。国内四家主要评级机构中有三家被外资控股。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信用评级体系，不仅有利于打破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垄断格局，也有利于维护我国金融主权和经济安全。
在日前由经济参考报等承办的“中国信用评级高峰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献计献策。本期“感言”特摘编部分专家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蒙代尔：目前的信用评级体系已经运行了上百年，它们在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目前它们都犯了一些重要的错误。国际金融危机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借贷太容易”，银行允许没有支付能力的人贷款买房，而这些资产又被证券化，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资产证券化。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吴晶妹：通过垄断话语权来控制市场，就失去了公信力。这次欧洲债务危机中，美国三大评级机构扮演的角色备受质疑。在我看来，它们的主要问题是评级理念太落后。
现在美国三大机构仍然依托实体资本进行所谓的信用评级，主要关注被评级机构或者是信用主体的资本、管理、财务、融资、综合和宏微观经济条件等等。在虚拟经济条件下，一个信用主体的诚信意识、社会关系、信用价值取向以及整个社会的信用环境和社会的信用价值取向都会影响它的信用结果。信用是一个抽象的、虚拟的资本，它时而和实体资本复合，时而超脱实体资本，所以必须把信用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这样信用评级才真正有产品服务和附加值。
另外，治理结构有瑕疵，收益与责任不匹配。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过程、评级模型等生产过程从来不公告。美国国会也裁定评级公司不用做任何说明，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这就是“三无产品”。
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建业：现在世界上金融信用评级的体系主要有几个问题：第一，依赖错误的方法。第二，缺乏透明度。第三，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也就是自身牟利和评级质量的冲突。现在美国参众两议院正在通过法案，对信用评级制度改革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解决牟利和保证评级质量二者的矛盾，二是降低金融风险。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评级机构本身所承担的公共责任就是发现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公共利益与评级机构作为一个私营机构的自身利益最大化之间存在着本质的矛盾。至今，美国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信用评级机构只有进入机制、没有退出机制。如果评级机构出现了问题，让它从市场上退出去，这是非常关键的。另外，监管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如何建立适度竞争与规范竞争的机制，防止把灵魂出卖给魔鬼，防止价高级高，防止卖级，防止对评级进行妥协来获得收益。当今世界的评级格局就是美国和非美国的，这一场金融危机过去的时候，大家都在思考，都在努力地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巡视员、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组长吴红：评级业不是一个纯市场发展的行业，而是一个国家战略安排和制度安排的行业。众所周知，信用评级没有国际标准。美国的信用评级标准代表的是美国的价值观。美国企业从2006年开始大规模收购我国的信用评级机构，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收购了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三家龙头企业，控制了我国2/3以上的信用评级市场。美国信用评级模式在金融危机中所暴露的种种弊端，不仅给世界各国参与世界评级体系重构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
蒙代尔：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垄断了整个评级业务的95%，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垄断的产业。但我不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每个国家自己搞自己的。我不相信一个小国能够建立很完整、很严肃、很有信用的评级机构。当然中国不是小国，中国还在不断地发展，这对发展自己的评级机构很有利。对中国而言，外国的东西是可以积极使用的，对于美国三大评级机构也不应持完全排斥的态度。美国三大评级公司每年有3000个到4000个评级报告，从他们那里可以学到中国要学的东西，促进自身快速成长。
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中国的金融相对于世界而言还是比较落后的。我们虽有几家信用评级机构，但还不成气候。从国际金融角度来看，我们的竞争力不强，杠杆率比较低。在这次金融危机里，我们遇到的冲击比较小，是不幸中的大幸。但是我们真正要想成为金融强国，能够在世界金融竞争中有自己的竞争力，必须不断地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不能因为有金融危机就停止改革，我们的信用评级机构要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
王建业：中国信用评级为什么落后？我觉得跟这个行业的特殊性有关系，跟这个行业的网络效应、路径依赖、效率有关系。现在我们碰到一个机遇，就是在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我们的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公司债、高收益债市场都有很大的发展。我国企业“走出去”增加直接投资在我国外汇资产中的比重，要求我国信用评级业后来居上。五年以内，全球市场的增量绝大部分将来自中国。我们有这个需求，这就是机遇。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关建中：国内的信用评级体系存在着一些风险，体制上、机制上存在风险。目前国内信用评级体系的模式是从西方学来的，还不是一个完整的信用评级体系。我们面临着被美国评级机构控制话语权的风险，还面临着对风险揭示不够产生的风险。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战略抉择问题。评级体系关系到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安全发展，也关系到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面临这样的形势，我们应构建国家信用评级体系的概念。
话语权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靠硬实力和软实力，是靠市场承认——
中国期货协会常务副会长邹建平：现在中国的钢购买量和铜购买量在全世界特别大，但是我们一点话语权都没有。过去我们一味强调接轨，老跟在别人的后面走。信用评级标准用别人的，我们还谈什么话语权和定价权？
吴晶妹：现在全球经济状况，信用资本已经日益成为全球经济与资源配置的重要条件。拥有强大的信用资本成为强国不可缺少的重要标志。但是拥有评价信用资本的资格、拥有信用评级的话语权在某种程度上比拥有信用资本本身更重要。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中国现在作为主要债权国、主要资源提供国，我们理应拥有这样的话语权。
成思危：现在三大评级机构基本垄断国际市场，我们的信用评级机构基本上没有。发展信用评级应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来做，不应该单靠市场来做。
政府做什么？首先完善立法。立法有三个作用：第一，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评级机构这个市场主体应该规范，发债的企业和地方政府也需要规范；第二，规范市场的基本关系，比如评级机构和被评级机构的关系；第三，规范市场的秩序，我们鼓励市场竞争，不能够设计一家国有垄断的评级机构，但要设立竞争秩序，要有一定的准入门槛。
邹建平：信用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已成为国家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价值标准。我们推行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我们建立的信用评级体系也就应当具有中国特色。伴随着中国评级事业的发展，中国政府的评级监管也应该是以扶植和推动为主。制订可行的措施，先发展后规范、边发展边规范。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世界各经济大国都依靠本国评级机构为国内的资本市场提供评级服务。外资机构可参与不涉及我国经济安全的评级业务，但绝不允许其主导我国的评级市场，因此我们必须完善信用评级的相关法律法规。一是要明确限制外资评级机构不得涉及国家安全的经济领域，如大型国有企业与主要金融机构，以及兵器、航天、航空、核工业、船舶等国防工业。二是要坚持对等原则，在批准外资进入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的同时，我们应要求其所在国政府承诺对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准入，捍卫我国的金融主权和国家安全。三是要对外资机构持股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的比例进行限制。
吴晶妹：国家应将加快发展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一项重大战略，纳入国民经济和金融发展规划。在监管体系上应当坚持统一监管与专业监管相结合的原则，明确评级机构的对口管理部门和监管部门，严格市场准入和市场监管标准，做大做强中国自己的信用评级业，掌握国际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