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下行业”，在很多人眼中都带有另类的意味，甚至会与凶悍、强制、暴力等非法形象联系在一起。所以，解禁难免招致民众不满——互联网上反对或者讥讽的声音几乎占了绝对优势。但是，细而衡量利弊、深而思忖之下，解禁“追债公司”，应该是一种社会理性的表现。
“追债公司”在近20年来到底发挥了怎样的正向作用，我们无从统计和评判。但是，市场经济初期商机无数而资本不足的矛盾，加之信用体系缺位，导致了诸多“三角债”、“多角债”、“多边债”等等确是不争的事实。有需求才会有市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追债公司”在“地下”潜滋暗长。也因此，“地下行为”由于没有必要的约束和规范，保不准就会形成行业的丑恶“潜规则”。所以，在商帐不能全面而彻底勾销的现实中，与其将“追债公司”打入“黑名单”，不如让其浮出水面，在显规则下进行约束和规范。社会管理成本，也要比没头没脑地遏止或者打击小得多。
再者，具有中介性质的正规的商债追收公司出现，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诚然，我们一直在致力于构建法治社会，但法治的意义更多的在于遵循自觉而非全方位的主动强制。恶意的欠债不还，固然有违法治精神，但并不是所有的债权债务关系都必须走上诉讼程序，其中相当的一部分，通过较为成熟的中介组织调解原本可以平衡，无需再占用司法资源。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一般的邻里纠纷甚至是利益矛盾，在第三方的参与下本可解决，不必动辄走上法庭。
更为重要的是，正规商债追收公司如果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将加快商业领域的信用塑构。追债行业的出现，其实是我们商业领域信用无良的反讽，很多公司企业为此付出了很大的追收成本。而中介一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欠债，那么一些非特殊情况下的欠债将越来越少，从而以中介的力量逼迫行为主体养成按时还债或不欠债的信用自觉。从这个意义上说，解禁来得只是晚了些。
当然，商债追收公司仅仅是个中介行业，不可能依赖其本身解决所有的商业债务问题，必要的时候，法律依然是最后也是最可依赖的防线。所以，解禁追债公司并不是放出了洪水猛兽，就如同开锁业一样，在“地下”的时候难免变成一种犯罪手段，而规范起来却成了服务社会的有益行当——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像规范开锁业一样，思考怎样将商债追收公司的行为规范到法律范畴之内，怎样提高商帐追收师的职业素质和业务水平，而不是一味指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