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贵州瓮安群体事件,还是发生在海南东方的群体事件,暴露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即基层政府公信力缺失。基层政府与民众联系最为紧密,如果官员公信力不足———信用、信誉、诚信不高,干群关系、警民关系就容易紧张,一有导火索就极易爆发。
海南这一群体事件再次验证了公信力对于政府的重要性。冲突对立双方同时指出当地官员警察丧失公信力:一方面是当地政府和派出所对民众反映强烈的社会治安问题麻木不仁,埋下了祸根;另一方面是官员和警察贪污堕落,在群众中失去了公信力、影响力,难以说服劝阻民众。可见,由两名学生打架的单一事件演化成群体事件的原因十分明了。
也就是说,由于当地政府公信力不足,既不能有效预防群体事件发生,在群体事件发生后,也不能及时有效化解,导致问题不断升级。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基层政府长期以来对民意极其漠视,由于不重视公信力建设,政府信誉自然而然在民众心中打了折扣,轻则不信任地方政府,重则对地方政府宣泄不满。
在我看来,政府公信力是群体事件的“防火墙”。政府公信力越高,“防火墙”就越坚固,群体性事件就会越少。有人说,政府公信力是检验社会和谐程度、廉政水准、社会氛围的重要标尺,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政府公信力是维护社会正义与公平的主要力量之一,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
如何打造政府公信力已成为世界性命题。2007年联合国举办的第七届“政府创新”全球论坛,其主题就是“建立对政府的信任”。显然,一个现代政府各种体制和制度改革的目的都是强化政府公信力,而民众推动政府改变作风或者完善制度,实质上也是在推动政府公信力建设。但遗憾的是,部分基层政府和部门可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当然,政府公信力建设主要还在于政府自己。通过各种社会重大事件推动政府公信力建设,代价无疑十分高昂,是不可取的。比如,海南群体事件相信会推动当地政府反省自己,但却付出了生命与血的代价。我的意思是,地方政府应该积极主动地打造自己的公信力,把公信力建设当作一切工作的基础。
其实,现代社会与公共事务沾边的领域,都高度重视自身公信力的塑造。比如,医院塑造公信力的目的就在于让就诊人数上升、医患纠纷数量下降、患方满意率上升。再比如,媒体塑造公信力的办法是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以提高公众认可度、报刊发行量和广告收益。不过,政府公信力是整个社会公信力的基础和核心。
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公信力建设需要长期积累,而不是短期突击就可以成就的。政府的公信力只能储蓄不能透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