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知识产权保护发展趋势及其规律的梳理，对完善和改进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思路，制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体系基本形成，相应的行政保护机制、司法保护架构和协调保护模型均已初具特色。从历史上贫乏的知识产权保护土壤中结出丰硕成果，这本身就体现了难得的进步和巨大的努力。虽则知识产权保护中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保护范围、保护力度和保护机制等方面也存在着不少需要改进之处，但如果将整体的保护状况置放在历史中和动态发展中，坚守辩证的立场，那么就会发现，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取得的成绩不仅有益于中国人的成就，而且是对世界知识产权事业的贡献。
总体上看，我国现阶段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必过于攀高，而是应根据不同发展阶段，逐步推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的扩大。我国在某些领域的知识产权立法，与我国现实的科技、经济水平不协调，与我国的现阶段公共政策目标不一致。例如
，在最终用户使用侵权软件复制品的问题上，我国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把除“为了学习和研究软件内含的设计思想和原理”之外的其他使用侵权软件复制品的行为都规定为侵权，一律承担侵权责任，比台湾地区和日本的规定都要严格（它们规定在明知侵权软件而使用的情况下，非商业、非直接营利使用的不为侵权）。我国单方面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准，实际上是在自我加重负担。
启示三：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推进优势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
我国对于自己具有优势的知识资源，在国内层面进行保护，已经有了广泛共识。特别是在“传统中医药”、“传统工艺品”等领域形成了国内立法,例如,《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条例》等正在加紧制定之中。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即便我们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保护体系，也并不等于就实现了对优势资源的法律保护。如果在国际社会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律规则，如果对传统知识的保护还不是各国共同的行动，那么，当国际范围的侵权行为发生之后，我们仍不能周延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还必须在国际层面表达我们的立场，推进我国具有优势的智力资源的法律保护。
启示四：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体系的呼应与配套。
国际知识产权委员会主席、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John Barton在谈到知识产权保护时说，不论是富国还是穷国，都应当把知识产权当作国家经济发展的工具，应当切实地纠正“知识产权保护越严越好”的观念。(John Barton，Integra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Development Policy[C].Commission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J]. London,2003.)因此，在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需要冷静思考，切忌头脑发热，盲目拔高或者降低标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通过总结知识产权保护的经验，促成适合于本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通过坚持“循序渐进、立足实际、发扬优势、避开弱势”的原则，使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真正能够为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