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信设备行业的两大巨头华为与中兴正在展开一场专利“肉搏战”。华为以中兴侵犯其专利权和商标权为由宣布在德国、法国和匈牙利起诉中兴通讯，中兴通讯则以“反诉”应对，在国内以华为侵犯中兴通讯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LTE)若干重要专利为由，提起了诉讼。
华为与中兴因专利壁垒同室操戈，让国人唏嘘之余，也让人马上联想到内地出海企业产品和服务高度“同质化”以及低层次知识产权竞争的制度缘由：缺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通盘考虑，企业知识产权战略重点体现在自体利益的维权而不是更广义的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协同，难以实现合作制度架构下的合作企业利益“联合最大化”。
制度缺陷的背后，就是个别内地企业一旦在海外遭遇涉嫌依靠专利侵权保持价格竞争优势的另一内地企业，价格竞争就会演化成专利纠纷，乃至演化成一场类似于华为与中兴通讯这样的诉讼法律大战。
但中国出海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这个制度性缺失，在短时间内是很难通过个体企业的认识自我实现的，它必须依赖于一个媒介(譬如政府、行业协会等)来实现，而在中国，由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主导无疑是最有效率的。
当下政府主导下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正在夯实中，如果将骨干企业间的知识产权战略融合作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构想的一部分，依赖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这个政府倡导的媒介，就可以很好地搭起企业与企业尤其是海外内地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桥梁，进而实现互惠下的“共赢”。
以目前激战正酣的华为、中兴专利权纠纷为例，其专利争端背后，是复杂的海内外市场竞争态势，尤其是在二者均极为重视的欧洲主战场，近乎相同的产品和服务使得价格竞争陷入相对较低的层次。
肇事企业不但使双方陷入同质低价竞争，而且将双方，譬如中兴和华为，拖入欧洲的反倾销等“三反”法律调查视野中，极易“殃及池鱼”。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居间的调停机构，譬如工信部等政府或行业组织，能够从中调解或建立一套有效机制，譬如近交远攻的企业间知识产权战略，那么华为和中兴是很难通过自我调适，来尊重对方的企业专利等知识产权的。
如果中兴与华为的此次专利大战，能够提醒有关管理部门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促成中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形成，那么倒真是坏事变好事了。(李季先 作者系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