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中职学校可以招初中毕业生、普高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的学生，还可以招农民工、复转军人。目前，在中职学生中，非初中毕业的大概占了整个生源的三分之一。
这意味着，可供高职院校选择的普高毕业生将会减少，并且受到来自中职招生的冲击和压力。
三是国外学校纷纷出台优惠政策、开出优厚的条件，到中国来抢生源。
可以说，以上所有这些信息综合起来向外传递的信号只有一个，中国高职院校的“半壁江山”并非不可撼动。新的生源大战中，处在普通高校和中职学校夹击下的高职院校，日子不会好过。
高职院校会不会遭遇一轮新的招生“滑铁卢”?这让很多高职院校的领导都在招生季节到来前习惯性失眠，面对记者“一劳永逸还是一败涂地”的调侃，一位院长抛出一句话：“很难说!”
日前，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未来10年部分高校将面临破产危机。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专家对此说法表示赞同，他认为面临破产的学校就包括高职院校。该专家说：“我能感受到高职院校院长的巨大压力。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to be or not to be''(非生即死)，这话用来形容未来3~5年后的高职教育很贴切。我国大学面临重组，而部分高职院校面对的恐怕是生死存亡的危机。”
他进而解释，高职教育面临“四大”压力：
一是招生压力。高职院校的传统生源在急剧减少。比如今年，北京、湖南高考报名人数下降了20%，河北的生源预计到2018年只有2009年的50%，而上海已经连续3年出现报名人数不足的情况。数据显示，未来10年中国18岁到22岁的人口将减少约4000万人。而生源减少会加剧高职的竞争和淘汰，没有特色或经营不善的学校将会陷入困境。
二是就业压力。一些高职院校单从就业率来说，还比较好看，但是就业的质量和内涵与老百姓的期望值还有很大差距。有研究者已经提出高职学校学生的就业不能用简单的就业率来衡量，而应该用就业力来做客观评估。
三是教育内部的压力。现在，部分本科院校在向高职院校学习，以高职教育的模式来培养人才，实行3+1模式，即3年在学校学习，一年在企业顶岗实习。并且要求，学生有职业能力，教师要来自企业。如此，现有的高职院校所谓的优势将不再明显，到时候拿什么去和别人竞争?
四是人才培养模式转变的压力。毋庸置疑，“哥本哈根会议”、“人民币升值压力”等国际形势使中国被推到了世界舞台中心。“低碳经济”对中国提出了挑战，要求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和转变。此举当然会波及到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的教育领域，随之而来的挑战是，人才培养模式要进行转型，人才结构需要调整。与地方经济契合最为紧密的高职院校被推到了这个关口，高职院校能否适应这个挑战，完成自身转变?
的确，从教育主管部门来说，应高度重视国民教育体系中高校的规模数量和结构布局问题。当然，也给高职院校的发展提出了很多问题。比如，美国社区学院学生的平均年龄是35岁，那么，我们的高职院校将来学生的年龄是否会有调整?从高中、中职学校的毕业学生有多少可供我们选择?如何选择?未来生源应是怎样的结构?随之而来的是教学和管理应该如何改变?
为了破解高职的招生难题，很多地方和高职院校开始打中职毕业生的主意，并试图把中职毕业生当成主要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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