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人、寻租者在合谋中付出的惩罚应当是政府相应的监督成功的收益，政府的监督收益由两部分构成，政府采购官员部分为C1，供应商部分为C2，而监督没有成功的情况下，政府的损失应当是政府采购遭受代理腐败、寻租腐败的损失E（t）和Y.此外，还有监督所耗费的社会成本Kq，它是委托人进行监督的社会净损失。显然，发现合谋的边际成本是随着q的加强而递增的。因此，委托人的收益为：
q（C1+C2-Kq）-（1-q）（E（t）+Y-Kq）
政府监督的约束条件为收益必须大于0，否则监督就不值得了。政府监督的约束条件为：
q（C1+C2-Kq）-（1-q）（E（t）+Y-Kq） ≥0
解得：q ≥（Y+E（t）+Kq）/（C1+C2+E（t）+Y）
即q ≥1-[（C1+C2-Kq）/（C1+C2+E（t）+Y）]
通过对以上模型的分析，政府对采购官员和供应商发生合谋行为的约束办法有三种：1）提高S1，即提高代理人（采购官员）的正常收入，实行高薪养廉，从而使寻租者不得不付出更大的成本，一旦寻租成本大于寻租收益，便会自动消除寻租的产生；2）增大C，即增大惩罚的力度，使其合谋的风险和机会成本加大；3）提高q，即加强对政府采购的全方位监督，使代理人一旦有合谋行为，就会被查处。提高变量S1，属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研究的问题。由于政府采购官员属于国家公务员，高薪要受国家预算约束，不能超出国家和纳税人的承受力，因而难以通过大幅度提高其正常收入进行激励，其作用是有限的。变量C和q，属于监督机制讨论的问题，也是需要我们重点探讨的。变量C和q是相互联系的，增大C需要通过提高q（即强化监督）才能得以实现。代理人的道德风险源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如果委托人监督不力，这只能加大信息的不对称性，加大道德风险。因此，必须建立全方位的监督机制，提高委托人的监控效力，以降低政府采购代理人对其委托人的行为偏离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