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民法通则第65条第3款委托代理授权不明思维导图

催眠

2023-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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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民法通则第65条第3款委托代理授权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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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大纲

一、问题的提出

代理关系中，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为民事法律行为，其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否由被代理人承受，必须确定代理人是有权代理还是无权代理。代理人没有代理权(自始没有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经终止)，或者虽然有代理权但是代理行为超越了代理权，都属于无权代理，(注：《民法通则》第66条，合同法第48条。)如果不属于表见代理的情形，并且被代理人拒绝追认，则被代理人不承担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注：《合同法》第48、49条。)从逻辑上分析，代理人或有权代理，或无权代理，二者必居其一。

在认定代理是否为有权代理的时候，需要明确代理人实际进行的代理行为为何?然后将其和代理人的代理权限相比较，如果前者能够落入后者的范围，则属于有权代理，否则属于无权代理。委托代理权发生的原因是被代理人的授权行为，被代理人的授权意思表示决定着代理权的发生及其内容。如果授权行为发生了“不明”的问题，那么权代理权也就会“不明”。可见，与其说《民法通则》第65条第3款规定的是“授权”不明问题，还不如说它规定的是“代理行为是有权代理还是无权代理”不明的问题。(注：相同结论，见王利明、郭明瑞、方流芳：《民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39页。)

“委托书授权不明”是第65条第3款规定的法律要件部分，其含义如何，对于本款的适用最为重要。无权代理的情形有三种，哪种情形之下会发生本款规定的关于是否为有权代理“不明”问题?虽通说上没有进行详细说明，但还有不少学者有所提及。(注：从其行文看，一般学者的讨论限于关于授权范围不明的问题，就其实质是代理人是否超越代理权限不明确。如，王利明：《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总则篇》，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338页。少数学者提及了代理期间不明，即代理权是否终止不明的问题，以及代理权是否发生不明的情况。参见佟柔：《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页;魏振瀛：《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两著作还提及“从意思表示中难以判断向谁授权”，对于此种情况，授权行为应当无效。)

第65条第3款又规定委托书授权不明的，“代理人负连带责任”。有些学者对此没有进行特别的解释(“代理人应与被代理人负连带责任”)，(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作同样处理的，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页以下;王利明、郭明瑞、方流芳：《民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39页。)从逻辑上说，其意思似乎是应当按照民法上通常的“连带责任”含义来解释。还有学者认为代理人仅仅在有过错而且被代理人无力承担责任时，才承担责任;“该责任的性质是一种“补充责任”。(注：王利明：《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总则篇》，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42-343页。换言之，如果代理人没有过错，就不承担责任。李仁玉先生也认为该款规定的代理人的责任是“补充责任”。见魏振瀛主编：《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梁展欣先生虽然认为此规定不合理，但是认为对本款规定本身的解释应当如此(梁展欣：《试论代理制度中因委托书授权不明而引起的民事归责问题——评<民法通则>第65条第3款之规定》，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较早的一篇论文(杨仁家：《论代理关系中的连带责任》，《政法论坛》1986年第4期)中，也有类似的意思，但是表述十分模糊(“主要地位”“次要地位”)。)

二、授权行为与意思表示解释

如果存在“授权不明”问题，必然先存在一种确定授权内容的方法，并且依此方法仍然无法确定授权的内容。

授予代理权的行为是被代理人的单方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是意思表示行为，而意思表示的内容为何，需要加以确定。确定意思表示含义的工作，就是意思表示解释(法律行为解释)。意思表示的解释，包括依解释决定法律行为是否有效以及有效法律行为的内容。意思表示解释的目的，在于明确一般人可认为其表示行为所包含的表意人的合理的意思。解释的任务包括明确表示行为的含义;补足表示行为中的不完全之处;对表示行为中不合理的地方变更其含义，使其合理，等。根据各国法律的规定以及学理上研究，意思表示应当以当事人所欲达之目的、习惯、任意性法律规范以及诚信原则为标准，合理地解释之。(注：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9页以下。)我国法律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意思表示解释，但是既然民法通则采用法律行为、意思表示的概念，《合同法》第 125条还规定了合同解释问题(合同解释是意思表示解释的最主要场合)，学说上也一律承认我国法律上存在意思表示解释的问题，(注：前注梁慧星《民法总论》一书，第211页以下;同上③注魏振瀛(主编)《民法》一书，第142页以下。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616页以下。)所以上述规则应当可以适用于授权行为的解释。

被代理人的行为(口头表示、书面表示、作为、不作为)是否为授权的意思表示，需要根据意思表示解释规则加以确定。如果进行肯定的解释，那么授权范围和代理期限等问题，也需要根据意思表示解释规则加以确定。既然如此，什么样的情形下才会发生“授权不明”的问题呢?梁展欣认为，如果“用尽”意思表示解释方法均未能确定委托书中的授权情况，则可以认定该委托书“授权不明”。(注：

①梁展欣：《试论代理制度中因委托书授权不明即引起的民事归责问题——评<民法通则> 第65条第3款之规定》，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这篇文章似乎是我国公开发表的论著中第一次在讨论授权不明问题时明确论及意思表示解释问题，值得赞赏，尽管笔者对于其最终观点并不同意。)

那么是否存在依照意思表示解释方法无法加以明确的事项呢?比如，授权人有效果意思，但是代理人是谁不能够确定(向相对人表示，“兹授权一个好人代理我与你签订某某合同”)。由于代理的性质，法院无法为当事人选择代理人。但内容确定(或者可确定)是法律行为生效要件，因此那些不可能由法官进行漏洞补充的事项，必须由当事人以意思表示确定，否则只能认定法律行为无效。

所以，如果被代理人的行为被解释为有效的授权行为，则一定可以根据意思表示解释规则消除所有的歧义和补充所有漏洞;如果存在经解释绝对无法消除的歧义或漏洞，则应当认为该表示行为的内容不确定，反过来说明授权行为本身不能够生效，代理权不发生。

多数作者在讨论三方谁有过错的时候，或者说被代理人有义务授权明确，或者代理人有义务弄清楚代理权再进行代理行为，或者说相对人有义务弄清楚代理权的范围，目的是想说明谁对“授权不明”有过错。笔者认为，这些讨论都是没有必要的。从法律上说，被代理人谈不上有什么“授权须明确”的义务，但是，如果授权表示的内容笼统模糊，一旦发生争议，法院解释的空间很大，很可能解释的结论和其真意不符，也就是说，被代理人面临着更大的风险。所以，从实务角度说，被代理人最好表示得明确一些。同样，如果授权内容不够明确，代理人也面临着风险，即，如果法院对代理权的解释比其想象的要窄，并导致无权代理，则自己可能对相对人承担赔偿责任(民法通则第66条，合同法第48条)，所以这时的风险较大，实务上被代理人最好进行足够明确的授权表示。授权表示模糊时，相对人也面临较大风险，代理行为成为无权代理的机率增加。而且，当事人都应当考虑到，无论自己对代理权的理解是否真的有把握符合将来法院的判断，至少这时发生纠纷的机率增加了。而纠纷的发生，即便对于可能胜诉的当事人，也是不愿意见到的。所以，三方当事人都没有什么“义务”问题，只是实务中的风险问题。这样的法律状况，自然可以督促当事人努力避免意思表示过分模糊，避免纠纷。

三、授权行为与举证责任

(1)双方都无法举出任何相关证据，代理权的存在虽无法被证明，但代理权的不存在也没有被证明;

(2)一方当事人举证证明了一定事实，但是根据意思表示解释规则，该事实无法确定代理权的存在，而另一方当事人举出的证据也无法证明代理权不存在;

(3)一方证明了一定事实，并且根据意思表示解释的规则应当解释为有代理权，但是此方或者彼方进一步主张，尚存在其他事实足以改变解释规则并导致对代理权的内容应当作不同的确定。

那么有权代理的举证责任由谁承担?“委托书授权不明”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它是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即，如果就代理权的存在或内容真伪不明时，推定为有权代理。这种解释能否成立?

前文提到，第65条第3款规定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如果就代理权的存在或内容真伪不明时，推定为有权代理，至少在代理权虽然存在但是范围不明时，推定为有权代理。相反，由于根据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代理权的存在一般应当由相对人证明，如果相对人不能证明这一点，包括代理权的存在、内容或范围不明时，应当认为其没有完成举证责任，不能认为是有权代理。可见，上述可能的解释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是一个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即，原本就有权代理抑或无权代理真伪不明的时候，由于一般由相对人负举证责任，因此认定为无权代理;而根据此种可能的解释，则在发生此种真伪不明时，一概认定为有权代理，而被代理人若主张实际为无权代理，反须举证证明。

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众多学说都认识到，消极事实的证明是极为困难的。在代理行为进行之前的任何时间点，都存在被代理人进行授权的可能性。甚至即便代理人当初是无权代理，在代理行为完成后，也存在被代理人再进行追认的可能性。所以，被代理人若要证明代理行为是无权代理，必须证明在所有的可能的时间里，自己都没有进行过有效的授权。这几乎不可能。这意味着，只要双方当事人对于代理权的发生有争议，就基本可以认为是有权代理。这对于被代理人极为不利。

以上是一般性讨论。让我们具体一点，看看在确定存在有效的授权行为之后，是否存在足以改变对其范围认定的事实发生争议的情形。这时的举证责任问题也是一致的。比如，依照授权书，代理人越权，但是相对人主张被代理人曾经以电报扩张代理权(因而不再是越权，代理行为有效)，而被代理人否认电报的存在，根据举证责任一般规则，电报的存在原本应当由相对人举证。此时如果设置特别举证规则(由被代理人举证证明自己没有扩张过代理权限)，则被代理人将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并且这意味着，在代理人越权的情形下，相对人可以随意主张对方有扩大代理权的意思表示(但是不提出证据证明)，只要被代理人不能够举证证明其主张为虚假，代理就成了有权代理。

所以，设置倒置规则，虽然在技术上不是不可能，但是没有任何法律政策上的依据，毫无必要，而且会导致极端不合理的结果。

四、“授权不明”情形下的代理人

不过，笔者这里希望从法学方法论角度对现行规定和学说做进一步的批评。

关于代理人的“责任”问题，前面已经说明，有一种学说对于代理人的“连带责任”并不作特别理解，那么，按照连带责任的通常含义，既然被代理人承受的是代理行为生效的法律后果(相当于有权代理)，则该法律后果也应当由代理人连带负担。另有学说认为代理人是在被代理人无力履行时才对相对人承担的“补充”责任。笔者认为，无论哪种解释在民法体系下都有严重的问题。

让代理人就生效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承担连带责任(这里指通常意义上的连带责任)，本身就会发生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或者在法律政策上有重大问题。

(1)多数法律行为都可以代理进行，而其中有的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根本无法让代理人承担。比如，代理为行使合同撤销权的意思表示，其法律后果是合同效力消灭，代理人如何承担“ 连带责任”?即便是代理签订合同，有的时候不存在义务履行的问题。比如签订接受赠与的合同，有的时候合同义务的承担需要特别的资格，比如签订房屋建设合同。

(2)即便是性质上代理人可以承担的法律后果，让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也不符合法律行为的性质。法律行为是根据意思表示生效的法律事实。可是，在合同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中，并没有让代理人受合同约束的意思，所以该种后果发生的是意思表示内容之外的效力，而且它的性质与合同法定条款或者因合同漏洞补充而“添加”的合同条款的性质截然不同。

(3)让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不一定符合相对人的利益。这种规定使代理人成为合同债务人，而相当多的合同债务具有人身信任的性质，比如委托合同等，如果代理人成为债务人，则其要求履行时相对人不能够拒绝，这样很多时候可能反而损害相对人的利益。

(5)这里的“连带责任”规定的最大的问题恐怕还不是政策上的，而是技术上的。按照通说，第65条第3款规定中被代理人对相对人承担的“民事责任”的含义是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即，作为合法行为的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就其主要情形而言，是双务合同之下的债权债务。那么什么叫做代理人就被代理人对相对人具有的权利和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当然，这有两种解释的余地：第一，代理人仅仅就被代理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被代理人的权利仍然仅由被代理人自己享有。连带责任存在一个内部份额的问题，即是否可以追偿以及多少的问题。在这里，如果代理人向对方履行，是否可以再向本人追偿(反过来，本人清偿后，是否可以向代理人追偿)?第65条第3款规定完全没有涉及内部份额问题。从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基础关系考虑(这里考察最常见的合同关系)，如果代理人是有权代理，一般来说意味着其履行了基础关系上的合同义务，当然不应当受到什么损害(也就是，即便先行对相对人履行，也可以全部向被代理人追偿);如果代理人是无权代理，一般来说意味着其在基础关系上违反了合同义务，应当赔偿被代理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先确定被代理人的损害，再看代理人实际对相对人履行了多少，“多退少补”)。所以，代理人是否应当承担份额，取决于其是否违约，取决于其是否为有权代理。由于第65条第3款将授权不明推定为有权代理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相对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保护被代理人或者代理人。所以，在决定份额时，应当不能够像本款规定那样迳行推定为有权代理。这里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有权代理还是无权代理是一个无法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第二，将连带“责任”作为与第65条第3款段中的“民事责任”相同的解释，即，承受全部法律后果，代理人不仅仅就被代理人对相对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也对其权利连带享有。这会导致更大的问题。上述份额的问题仍然存在，此外，代理人有权请求相对人对自己履行，相对人不能够拒绝履行(如果代理人自己缺乏履行义务的能力，还可以因此而赚一笔)。三方之间的关系将因此极大地复杂化。

我们下面讨论对代理人“责任”的第二种解释，即在被代理人不能履行义务时，或者相对人因为授权不明受到损害时，承担“补充”责任。很多持此类观点的学者，似乎认为此责任是一种赔偿损失的责任。这样解释可以避免前述(2)(3)中的问题。但是，其他问题仍然存在：(1)(4)中的问题显然存在;(6)的问题一样存在，只是不合理性稍弱一点(实质差别很小) ，比如其中最后的例子，虽然相对人似乎须首先要求被代理人承担义务，但是只要被代理人拒绝履行、陷于违约，相对人就可以向代理人主张权利了;类似(5)中的份额问题，代理人承担了赔偿责任以后，能否向被代理人追偿?另外的问题是，这种解释不符合“连带责任” 的一般含义。代理人的“责任”看起来类似于一般保证的保证人的义务。这个问题非常明显，笔者就不多讨论了。

所以，第65条第3款规定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授权不明”问题是否存在成问题，而且，让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本身都存在法律技术上和政策上的重大缺陷，遗留下大量难以解决的法律问题。

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民法通则第65条第3款规定的错误是致命性的。授权行为的存在和范围问题，是意思表示和举证责任的问题，而且根本没有特别规定的必要(如果非要规定，也应当明确在意思表示解释或者举证责任上进行特别规定，而不是用莫名其妙的“授权不明 ”几个字把实质问题掩盖得几乎不见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