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附制度属于物权法的组成部分，与侵权行为法一样都是民法的组成部分，且都具有保护财产权的作用。民法对财产权的保护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物权法以确认物权以及物权的特有保护方法来保护物权，而添附制度作为确认权利的重要规则，是保护财产权的前提。侵权行为法是制裁侵权行为并对受害人予以补救的法律，它是通过损害赔偿的方法来保护权利的，它以所有权人权利状态的明确为适用前提。正是因为二者都具有保护财产权的功能，因此添附与侵权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实践中，凡是未经他人同意而利用他人的财产，进行加工，或因利用发生物的混合、附合等情况时，如果因此形成了新的物，则既构成了添附，同时往往也构成对他人财产权的侵害。在一方未经他人同意而利用他人财产时，则既要确认财产权的归属，又要保护被侵害的权利，因此就导致了添附与侵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就二者的关系来说，大致有三种情形：
1.仅构成侵权责任而不存在添附的情形。因为构成添附必须要有新的物的产生，添附包括附合、混合和加工三种形态，这三种情况都会发生不同的所有人的财产相互结合的状态。所以如果未经他人同意利用他人财产，只是导致了对财产权的侵害或者财产本身的损害（甚至也可能没有导致财产的损害），而并没有产生新的物，此时仅构成侵权而不存在添附。
2.既构成添附又构成侵权的情形。添附与侵权的关系非常密切，未经他人同意而利用他人的财产，进行加工，或因利用发生物的混合、附合等，都有可能构成对他人财产权的侵害。许多添附的情况同时也可能构成侵权行为。可以说，只要不是出于被添附人意愿的添附，都有发生侵权的可能。即如学者所言，因添附而丧失权利，受有损害者，除不当得利请求权外，尚有损害赔偿请求权。（14）由于未经他人同意而利用财产，可能同时构成添附和侵权。
3.仅构成添附但不存在侵权的情形。这主要出现在合同关系中，因为违反合同、合同无效、合同解除、条件不成就等原因而发生的。具体来说，因合同而发生的添附，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形：第一，因违约发生添附。例如，承租人在租赁出租人的房屋以后，未经出租人的同意而对房屋进行改造、加工或装修，从而违反了租赁合同的规定。在实践中，许多装修是基于合同的合法装修，所以即使发生添附也不可能存在侵权，因为侵权责任以过错和损害为构成要件，而未经他人同意而利用他人之物，行为人可能没有过错，或者没有现实的损害，因而仅发生添附而不存在侵权的问题。第二，因合同无效或撤销而发生添附。例如，一方对另一方的财产进行错误装修，另一方以最大误解为由请求撤销合同，在合同被撤销之后，对因错误装修而形成的财产就发生添附的问题。再如，建筑承包合同被宣告无效之后对建筑物归属的处理，实际上就涉及添附的问题。通常，一方向另一方基于合同交付标的物，另一方对标的物进行了改进，但在合同被宣告无效之后，标的物所有权不发生移转，这就需要根据添附制度来解决。第三，因合同解除而发生添附。例如，三方订立合同合资经营酒店，在合同中约定对房屋进行装修，但因为出现了不可抗力的事由，导致合同被解除，此时房屋已经装修完毕，需要对房屋的产权归属依据添附规则予以确认。在此情况下，添附的结果完全是基于合法行为造成的，不存在所谓违约和侵权的问题。第四，因法律行为条件不成就而发生添附。例如，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不成就以后对已经加工的标的物的返还，或者在所有权保留中买受人对出卖人保留所有权的标的物进行改良，这些都涉及添附问题。
在上述情形中，添附的发生都与合同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添附可以由合同法上的制度来解决，一方面，添附制度是不能为合同法所规定，因为添附既可能发生在有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如承租人在出租人的财产上装修），也可能发生在没有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这就表明添附问题不能由合同法解决。另一方面，即便发生在合同当事人之间，添附先要解决所有权的归属，这属于物权法的问题而不属合同法的范畴。合同中如果对添附物的归属有明确约定的，当然可以适用合同的约定，但合同当事人没有对添附物归属作出约定时，则需要由添附制度来解决。还要看到，即便因合同发生添附，添附也涉及物权请求权、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等诸多请求权，这些请求权的适用也不能通过合同法来解决。
这些情形也表明以侵权责任替代添附的观点不能成立，因为添附发生的原因非常复杂，并非都是基于非法行为产生的。正是因为不能以侵权代替添附，因此不能否定添附制度设置的必要性。有学者认为，添附制度在实践中极少发生，法律上没有必要为了一些极少的例外情况而设立一项独立制度。我认为，添附纠纷在实践中是大量存在的，只不过由于现行法律没有规定添附制度，因此对该类案件并没有通过添附而是采用侵权、不当得利等规则加以处理的。正是因为添附规则具有其独特性，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中设立独立的添附制度。
我认为，即使在侵权与添附发生竞合的情况下，因为二者具有不同的功能与价值，所以依据不同的规则处理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所以，在既发生侵权又构成添附时，也不一定适用侵权责任的有关规则。具体来说：
第一，二者的功能不同。侵权责任制度以过错为前提，以损害赔偿作为其主要形式。物的所有人在其财产被他人用于加工、装修、改造以后，添附人的行为可能已经构成侵权，所有人有权基于侵权行为而要求赔偿损失。但损害赔偿只是使权利人遭受的财产损失获得补救，其本身并不能解决财产被他人添附以后所形成的物的权利归属问题，也不能替代添附制度“物尽其用”的功能。而添附制度的首要目的在于确定财产归属，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在添附的情况下，由于财产密切结合在一起，将附合的财产分离在事实上不可能或者很困难，因此有必要运用添附规则确认添附物的归属，使添附物在形态上继续存在，而不能对添附物恢复原状或加以分离。因此因添附而结合的物有必要在法律上使其成为一物，并以单一所有权的形式出现，不允许当事人强行分离和请求恢复原状。所以，添附只是通过一定的规则确定添附物的所有权归属，它本质上是一种确认产权的规则。（15）
第二，二者旨在实现的价值不同。侵权法作为保护权利的法律，主要体现在是通过保护受害人的权益、制裁不法行为人来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并维护社会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但由于侵权法主要是保护权利的法律，而不是财产和交易的规则，因此它一般不体现“物尽其用”的效益原则。但作为一种专门用于解决因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的法律制度，添附独有的价值就在于促进物的有效利用。添附制度也要反映公平正义的价值，但它更强调促进“物尽其用”，提高物的使用效率。在添附的情况下，要恢复原状往往在事实上已不可能，因此，从增进财富、充分发挥物的效用的原则出发，须承认添附可以取得所有权。（16）使该添附物继续维持，也有利于维护经济价值，避免财产的损失浪费。例如，在一方对他人进行了错误的装修以后，如果将已经结合在一起的装修材料硬性地进行分拆，重新各归其主，那么将在客观上存在严重困难，必将损坏已有装修材料的使用价值。第三，二者适用的条件不同。添附制度的适用前提是发生了附合、加工、混合等事实而产生了新的物，从而有必要确认物的产权归属。而在确认权利归属时，其首要的价值取向在于“物尽其用”而非公平正义的考虑，所以在确认添附物的归属时，添附一方的主观状态并不是考虑的主要因素。但一般侵权责任是过错责任，应当考虑行为人是否具有过错。此外，由于侵权责任主要采用损害赔偿的责任形式，所以，也以损害的实际发生为必要，但添附制度则并不需要考虑有无损害的发生。所以，侵权责任不能替代添附制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应当优先考虑添附制度。
第四，适用范围不同。添附是基于各种原因引起的，未必与侵权行为必然联系在一起，所以需要法律制度对添附物的归属进行重新确认。即便是因为侵权行为发生的添附，也不一定要适用侵权的有关规则。受害人也不得以请求恢复原状而强行拆除添附物。（17）例如《法国民法典》第554条规定：“土地所有权人用不属于其本人的材料进行建筑、栽种或工程者，应当偿还按支付日计算的材料的价款；如有必要，得被判处损害赔偿；但是，材料所有权人不得拆除此种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