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有一句名言：“在网络上没有人知道我是一条狗”，由于网络具有的这样一种高度隐蔽性和无地域性的特点，要真正追究直接侵权行为人的责任是十分困难的，从而就涉及到在线服务商和主页所有者是否应对第三人在其所经营和提供服务的网站或主页上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问题。对此，也是众说纷纭，争议比较大。持不应追究责任观点的人依据的典型理由是“网站老板说，我只是提供了一个传播的场所，好比开酒吧，有人喝醉酒骂人，难道要酒吧老板负责吗?”此外，一些法律界人士也认为，网络快捷的特征决定它不能等同于传统的信息传播，“其承担法律责任的条件应该是迄今为止最为宽松的责任条件，其权利也应是迄今为止最大限度的权利”(注4)，因而对在线服务商和主页所有者的责任不应做过多的规定。而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立法上看，对这个责任问题也各有不同的做法，一种是采取宽容的原则，如欧盟1998年颁布的与电子商务有关的法律草案，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负有监控其所传输和存储信息的义务。一种是采取严格责任原则。如瑞典1998年专门颁布法令，规定电子布告板系统经营都负有在合理限度内监督其所传输内容的义务;在英国，也已经有了网络服务商为他人在网上的诽谤言论承担责任的判例。还有一种是采取分别责任原则。如1997年德国的《信息与通讯服务法》就提出了网络提供服务者的三种责任方式，一是对自己提供的网络信息内容负完全责任;二是对网上他人提供的内容，在明知违法而未加阻止的情况下才负相关责任;三是对仅提供通道的网上信息和内容不负责任。本人认为，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司法传统，采取过错责任原则，对在线服务商和主页所有者的侵权行为分别情况进行处理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具体来讲，可分为以下几种基本情况。一是在线服务商和主页所有者因自己本身的故意或过失制作、提供信息等行为造成他人名誉权损害的，应依据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来认定和承担责任;二是在线服务商和主页所有者与第三人基于共同的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名誉权的，在线服务商和主页所有者应与第三者一起承担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三是在线服务商和主页所有者与第三人虽无共同侵权行为，但客观上造成了无过错联系的共同致害结果，在线服务商和主页所有者应根据其本身的过错形态(如明知第三人的言论违法却未加阻止，或由于疏忽未尽到审查义务等)，承担与其本身行为相关的按份责任;四是在线服务商和主页所有者仅提供纯粹接入(超链接)服务的，因其本身无法知悉和控制第三人的信息内容和发表言论行为，对侵权结果的发生没有过错，故不承担责任。当然，由于网络侵权行为具有它的特殊性，为不至于因法律的严格规定而过分增大在线服务商和主页所有者的责任，而导致互联网的发展受限制，在法律规定上和司法实践中，要将网络上侵犯名誉权行为与一般的侵犯名誉权行为有所区分，本人认为，区分的主要体现是在对受害人进行主体界定和对受害人提出一定的法律要求上。首先是对网络侵权受害主体要有所限制，即要将普通受害者与社会公众人物、国家公务人员在法律上的保护进行区别对待;其次是要设定受害人的提醒义务，即当受害人发现网络上侵权行为时，必须进行必要的提醒，如果因受害人对自己利益保护疏于注意而未尽提醒义务或受害人可以但未采取必要的措施而导致损害结果扩大的，则应当相应抵消或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三、网络上的言论自由是否与追究侵犯名誉权行为存在冲突。
“恒升电脑案”之所以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不同凡响的意义，还在于它引发了一场关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讨论。由于网络的特殊性，使言论自由在网络上似乎有了更加充分的发展空间，但这次恒升公司对一个消费者的起诉，又使得这种“网络自由”的感觉好象受到了打击。因此一些“网友”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就提出了法律保护言论自由的一些质疑，如：网络用户在网上言论是否受到法律的保护?服务商有权力认定言论违法吗?服务商删除公民言论的行为有法律依据吗?是不是只要受到言论指责的当事人提出异议服务商就必须删除该言论呢?这样会不会有损公民在网上批语公共事务的权利呢?如果法院的最后认定该言论是正当的批评，并未侵犯他人的名誉权，那么，服务商删除公民言论的行为是否应该受到追究呢?等等。而一些法律界人士则提出，民事经济案件也时常蕴含着宪法精义，(本案)消费者对企业的批评也是我国宪法所规定公民言论自由权的一种体现。与企业或个人的名誉权相比，言论自由、表达自由这样的公民基本权利显然是一种位阶更高的权利，这类基本权利的维护不仅仅让民众受益，更有利于推进我们的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的稳定，增进官场以及企业的清廉(注5)。有的IT界人士还指出，目前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网络上言论自由、传输自由和权利人的利益保障问题，而不是将重点放在追究谁的责任上。该案二审上诉人王洪的代理律师更提出，一审判决违背了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规定，“是明显违宪的，其消极的负面影响已经存在和正在蔓延。”他说，针对本案，对于在互联网上面言论的问题，没有相关法律进行特殊规定，则应适用宪法的有关规定，“宪法的言论自由，同样适用于互联网络”。而另外一些法律专家则谈了不同的看法，如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研究室主任何山就认为考虑到我国的国情现状，对那种以自由方式发表文章、言论的行为要严格控制，一旦侵权，侵权者得承担非常重的法律后果，应受到严肃查处。实际上，因网络言论的无限制发挥而带来的一些不良现象，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IT界人士的强烈不满。一个“网友”最近说，“我决定戒网，因为网上的污言秽语已经到了让我忍无可忍的地步。有人说互联网就是一个公共厕所。在我看来，比公厕还不如”。
本人认为，保障网络上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对网络上侵犯名誉权行为采取严厉措施进行追究并不矛盾。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与侵犯名誉权之间根本性的不同就在于行为是合法还是违法，是遵循客观真实性原则还是虚构或捏造事实，是正当评论还是进行侮辱诋毁。在合法的前提下，自由地发表言论、自由地实现新闻传播和自由地行使批评、评论、监督的权利，并不可能构成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犯。任何意义上自由，都必须有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自由权的行使，也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违反法律的毫无限制的自由，是必须受到制裁的。我们工作的目的，应该是进一步走向网络立法的规范与完善，而不是在网络上以牺牲对一种权利的法律保护为代价来换取对另一种权利的发展，因为这样做对全面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并没有半点益处。再联系到刚才提到的在线服务商与网络主页所有者对言论负有的审查义务，应该说，当在线服务商与网络主页所有者接到受言论指责的当事人提出的异议时，是否删除该言论，确实是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删除该言论，则有可能产生对言论发表者言论自由的侵害;不删除该言论，则又可能对受言论指责的一方当事人的名誉权构成侵害，但这并非无法解决的怪圈，消除这种所谓的冲突，本人认为，应该做到以下两点：一是立法上的完善。目前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中对侵犯名誉权的定义不够明确，对什么样的言论与行为才能构成侵犯名誉权，对什么是批评、评论文章，什么是侮辱性言辞或内容等都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这是很大的法律缺陷，必须通过进一步的立法或明确的司法解释来加以弥补，使侵犯名誉权的违法行为变得易于辨认和掌握，让公众较为清楚地知道什么可能是违法的，什么可能是构成侵权的，从而在采取行动之前，知道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二是在线服务商与网络主页所有者可以通过提供协议或声明的办法，对他人上传的可能侵权的言论或当事人提出异议的言论，让言论发表者提供必要的材料进行审核，若不提供，则在线服务商与网络主页所有者有权自主决定对该言论是否进行删除。同时，法律上也应赋予在线服务商与网络主页所有者这种可自主删除的法律权利。通过上述两点，我想这个两难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