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基于企业的传统产生。这个传统可以是企业的制度明文规定的，也可能是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一直执行的。例如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的名义工资低于同行业的民营企业或者外资企业，但是国有企业给职工提供住房、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使实际收入差距远小于名义差距。在企业的职工构成较年轻时，企业的医疗支出不多，经营成果还不错。但是随着职工结构老龄化，医疗费用会突然进入高峰期，企业的效益也直线下降。
2、基于某种先决条件的改变而产生。企业拥有某项资产是有条件的，例如国有企业拥有的土地，可以暂时不缴纳土地出让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样地块的土地出让金价格暴涨。当国有企业进行改制或者改变土地用途时，需要补缴的土地出让金必须按照新标准缴纳，其金额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土地上建筑物的重估价值。此外，许多国有企业曾经享受了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例如低息贷款和税法规定外的减税免税政策，在企业转制后，地方政府很有可能要求企业偿还这些优惠的款项。
3、基于法律规定而产生。当企业因面临转型或者关停并转而关闭部分工厂时，对部分员工需要支付法律规定的赔偿金。中国目前的赔偿金是根据工龄计算的，一般是在企业服务一年，赔偿一个月的金额。可以预计，随着中国对劳动者保护的加强，企业为此而支付的金额会越来越大，可能逐步与国际接轨。以最近美国福特汽车裁员为例，福特汽车为每个员工支付了6万美金，这个标准是按照这些职工需要转换劳动技能，必须重新接受大学教育4年，每年学费1、5万美元的。
4、基于新的政府目标而产生。这种类型的隐性负债包括：政府在劳动者保护、产品质量赔偿标准、环境保护方面标准的提高，企业必须为此改造设备、改进生产工艺而增加的支出。例如，中国政府签署了一项国际条约，要求减少废气的排放，那么设备不达标的企业必须为设备改造增加支出。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这些规定不是无规律可循的。因为我国过去对消费者和劳动者的保护不足，国内标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通行标准有很大差距。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必须适应越来越高的标准，那些勉强达到中国国内标准的企业必须去适应新的标准，企业将来的资本支出和盈利必然受到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