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包括客观管理制度、政策和企业管理机制，都是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参考过来的模式，主要是依靠国家权利贯彻所谓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实际上是一种权利经济)。所有企业都是计划的执行单位，没有丝毫经营自主权。同时由于企业内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劳动贡献与经营管理者和职工的收入没有关联，严重挫伤了大家的劳动积极性。经济结构失调，产销脱节，资源浪费，产品质量差，积压和紧缺并存的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业生产单位的产权制度开始改革，实行家庭联系承包，取得了明显效果，于是城市经济改革也仿效农村承包责任制模式，但由于不了解农村改革产生效果的根本原因，致使城市经济改革出现了产权关系不顺，监管不力，结果风险和亏损全由国家来承担的被动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方针，并在经济体制方面有步骤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农村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出现了多种经营方式和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农村经济正在由自给半自给的经济向着较大规模的商品经济转化。城市工商业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逐步进入到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商品流通体制，大大地拓宽了市场调节的范围，城市经济开始从行政区域、行政层次、行政原则组织、主要采取行政命令方式调节的经济模式，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化。我们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中发展的商品关系，正是确立中国民法平等原则的客观依据，我们必须发挥平等原则在调整商品关系中的作用，以民法特有的平等自主、自愿协商、等价有偿的手段和方式，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中国迅速发展。
平等原则作为调整商品关系的基本方针和指导思想，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抽象和概括，而应有其特定的内容和具体的表现形式。考虑到中国实际生活的需要，平等原则不仅应作为民事立法的指导性原则，而且应在各个民事制度中有所反映。
金融第一，在主体制度和法人制度中，确认民事主体地位完全独立。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法律上应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不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现在，全民所有制企业扩大了自主权，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城镇个体户、农村专业户、重点户大批涌现，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此外，还有城乡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经济特区的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他们在市场上都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能以自己的名义参加商品交换和财产流转，这就扩大了原有的民事主体的范围。
第二，在所有权制度和其他物权制度中，确认民事主体财产充分自主，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财产自主，是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必然要求，财产自主与地位独立是紧密相连的。根据民法平等原则的精神，中国民法的所有权制度和其他物权制度，必须保障各个民事主体对其财产自主经营和独立支配的权利。
第三，在法律行为制度和合同制度中，确认民事主体意志活动的相对自由，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意思自愿和协商一致，是商品交换正常进行的一般条件。随着现行计划体制的改革和市场调节范围的扩大，人们之间关于产供运销的经济交往日益增多，诸如买卖、购销、承揽、加工、租赁、劳务等成为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常见法律形式，对于这些经济活动的调整，不宜采用行政干预和高度集中管理的方式，而必须依从民法的平等原则。
历史实践证明，民法的平等原则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哪里有商品哪里就必然有平等原则。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高科技技术与产品的不断广泛运用，交易的内容和时空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商品的衍品比重迅速增加，金融、证券、中介服务及商品交易形式，支持手段多样化发展，一对一直接交易变成了同时在不同空间上多头交易形式，支持手段多样化发展，一对一直接交易变成了同时在不同空间上多头交易，商业信用由依赖熟人转变为依赖机构信誉，政府和国际组织在信用担保，争议解决方面的作用和权威越来越大，在以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平等原则早已超出了一国民法的界限，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具体到中国民法的平等原则，虽然平等是现代法治的精髓，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要求在更加广大空间，更从多主体之间的平等规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实现多层次上的平等，除了摒弃过分的行政干预外，还应以民法的平等原则为指导，修改有关法律，充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把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原则引入政治体制，以法律的权威取代政治权力执掌者权威，使国家的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民法的平等原则才能得以更好体现，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顺利进行。
民法平等原则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商品经济规律的属性，是民法自身特色的典型表现，民商事法律法规的一般都将民法平等原则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和调整商品关系的基本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