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证实自己是否怀孕，一名女子在短短的11天时间里，先后去了6家医院，做了8次B超检查，最终得到“确实怀孕，但已经流产”的结果。（《半岛晨报》8月18日）
一名农民被当地疾控中心诊断为艾滋病险些家破人亡。直到4年后，他才得知自己其实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西部商报》8月18日）
两条新闻相似之处在于，误诊他们的都是公立的基层医疗机构。这样的误诊不但消耗患者的金钱，还可能损害其身心健康，甚至是生命。如何减少那些“误诊”之痛？
一位医生出身的卫生厅高级官员，曾给出过一种引起轩然大波的建议。他认为，在一家医院被一个医生诊断了，一定要去第二家医院核实。这显然是一个连标都难治的办法，因为成本太高，现实中难以推广。当然，做个B超检查要跑6家医院是极端现象，但反过来说，也正因为这样，人们看病都喜欢一窝蜂涌到最权威、最专业的大医院。
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很常见的说法是，要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卫生投入，不断提高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水平。我认为，这种说法其实很扯淡。医生职位，显然就不应该是一个再培养人才的位置。只有当你首先具备了一定的诊治水平，获得了一定的资历，才能独立担任这一重要的与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的工作。而不能说，先把你放在那个位置，慢慢培养你的知识与技能，使你能够逐渐胜任这一种工作。
但在中国，现实情况就是如此。调查机构对全国部分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其从业人员的学历结构主要以中专、大专和少量的本科为主。更为关键的是，还有许多尚未获得医师执业资格的人员，多年来一直在独立从事着医疗诊治工作。越是在基层机构，这样的现象越是突出。这背后其实凸显着卫生人事制度的不完善，进入和退出机制的不合理，监督制度的缺失。
小病不出社区，大病社区内康复，这是新医改的大方向，基层及社区医院的地位，越发重要。近日世卫组织发布的《2008年世界卫生报告》中，专家再一次不厌其烦地强调，更好地利用现有的预防与初级保健手段可大幅减少全球疾病负担，我们应该更加重视预防，强化初级保健，而不是依赖专家护理或生物医学干预。
问题是，相关部门真的做好准备了吗？如何去改变旧有的不合理格局，减少那些“误诊”之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