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摩尔，美国导演，911事件之后拍摄《华氏911》斥责美国政府是罪魁祸首，他在葛莱美领奖台上说：“你应该感到羞愧，布什先生。”；3年后，他拍出《神经病人》，矛头直指美国医疗保健制度，以“让你笑到肚子疼”作为广告词，却没能让美国政府笑出来，反将他立案调查。
国家在其1/4人群中实现了“全民医疗”，这一部分“幸运儿”包括某些残疾人，一些儿童、老兵及家属，以及极度贫困者。然而，对剩下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医疗绝不是一种廉价的东西。
在美国，没有医疗保障的5000万人之中有这样一个渺小的个体，他不慎锯断了自己的中指和无名指，这个骨子里流淌着浪漫情怀的人舍弃了6万美元的中指，接受了医院的“无名指跳楼价”从而获得了重新佩戴戒指的机会；也有一位工人，是有医疗保险的2.5亿人之一，数十年前开始颇有远见地投资自己的心脏，终于在60岁时免费享受了去除血栓的昂贵手术。因此，美国人完全可以深谋远虑地仔细保险你的身体，给自己买来平静；或者怀着侥幸的心理，赌自己一直健康，然后在走进医院的刹那“一次性投资”；当然，若衣食不保，“极度贫困”又不够格，也许就没有上边的两难选择了。
医疗保险又是怎样获得呢？作为一个外来人口，如果你很幸运地在一家口碑良好的单位上班，你的单位为你支付着一年2500美元的医疗保险。这笔保险金额虽然不高，但拜它所赐，当你进入急诊室、照X光片或者去找医生聊天，就可以只付那1/10的几百美元，如果不得不在医院过上几夜，也不至于背上几万美元的账单。
世界卫生组织在几年前曾对全球191个国家医疗制度进行详细调查，结果法国名列榜首。法国拥有一整套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补贴名目繁多，包罗万象。然而，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与高福利相伴而行的是高税收、高福利。高税收虽有利于减少贫富差距，但弊端也显而易见。近年来发生在法国的骚乱事件暴露了法国高福利、高税收政策也带来的一些深层社会问题。
几年前，曾经有法国的某家媒体报道了一位在法国中部城市——圣艾蒂安市的中国留学生在法国的留学生活。一位来自中国武汉的小伙子在到法国的 3个月后，查出自己得了肺积水，当时法语水平有限再加上自己得了病，小伙子顿觉天昏地暗。正当苦恼的时候，他不但得到了所在的语言中心的老师们热心帮助，而且得到了在医院治疗期间法国医护人员对他无微不至的治疗、照顾。作为法国医疗保障体系的受益者，病愈出院以后，他回忆道：当时一天3000多法郎的医疗、住院费用令他感到难以承受。在他失望、犹豫的时候，医生似乎看出了门道，对他说：“年轻人，别担心，现在你惟一能做的就是在医院安心配合医护人员接受治疗，其他的困难我们会帮助你解决。”
由于法国医疗保险的基础保险项目是人人必保，当然，外国留学生也不例外，每位留学生在来法国之前基本都是由校方直接代买医疗健康险，接下来的日子学校和医疗保险机构按照法国正常的操作程序，所有的住院费用都已由保险机构支付。
在法国，税收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有法国媒体列举了一个典型案例：周末的一天，某先生早晨出门，将垃圾扔到垃圾箱内。法国人每年要交70欧元垃圾税，每天合0.19欧元。上午10时，上咖啡馆喝一杯咖啡，缴税0.98欧元。10时40分，开车出门去见一位朋友，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50公里，缴纳的过路费和消耗4公升汽油中有4.1欧元为税费。下午1时，在商店购买25欧元食品和25欧元其他商品，按不同税率计算，增值税为 14.96欧元。傍晚在烟店买一包4.6欧元的香烟，缴税3.63欧元。晚8时，与朋友在餐馆吃15欧元最为普通的套餐，其中2.46欧元为增值税。饭后上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票价8欧元，内含2.16欧元的税收。回家躺下，还需要缴居住税、电视税和个人所得税，每天为17.84欧元。一天下来，这位先生的开支为117.48欧元，其中各种税负加在一起高达46.32欧元，占其支出的39.4%。
与绝大多数欧美国家的情况类似，在英国，患者看病需要预约挂号。除非急诊，很少有人直接到医院找医生。没有预约，医院也不会接诊。人们得病以后，一般按下面的程序就医：打电话给家庭医生的诊所或医院，预约家庭医生的诊疗时间。如果家庭医生认为有必要，就会建议患者转诊到专科医疗中心或专科医院诊治；在取得患者同意后，家庭医生会为患者联系专科医生，并出具转诊单。一般情况下，患者是不可以自己直接到专科医疗中心或专科医院就医的。患者在取得家庭医生的转诊单后，可以给拟转诊的医疗中心或专科医院打电话，预约就诊时间。如果是急症，可以给急救中心打电话，请急救中心派车将患者接送到医院急诊室。一般不建议患者或家属自己开车看急诊；自驾车一旦遇到交通阻塞，会耽误患者及时就医。
在国外，患者预约挂号是需要守时、守约的。如果患者想改变就诊时间，一般需要提前24小时给医院打电话变更预约时间或取消预约。如果患者没有如约就医，也没有提前取消预约，就需要按标准支付医生费用。
英国是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它的医疗保障制度有力地保障了国民的生命健康，而且在医疗消费方面体现了相对公平的原则，英国医疗保障制度有很多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对中国卫生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就内部结构而言，英国的国民健康体系可分为供应方和购买方两大类。供应方由医院和制药公司构成，购买方由政府卫生主管当局和部分拥有医保资金支配权的全科医生构成；两者分别掌握医保资金总额的70%和30%。这些拥有医保资金支配权的全科医生，既是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的提供者，又作为医疗转诊系统的购买者，代表病人向高层次医院购买专科医疗服务。与此同时，政府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则作为公众健康利益的代表，负责制订医疗服务的范围、内容、标准和费用水准，并依据这些指标与供应方签订年度购买计划。
最有代表性的关于社区卫生服务的政府文件是，在1976年工党政府发表的“英格兰卫生服务与个人社会服务的优先权”白皮书。白皮书提出了用低成本的方式满足社会脆弱人群卫生服务需求的战略。1986年，英国国家审计委员会的“使社区卫生服务成为现实”的报告中指出将预防保健服务从医院转移到社区，使社区卫生服务范围进一步拓展，包括救护车、学校保健、母婴保健、家庭护理、传染病预防、疫苗接种、公共环境卫生服务等等，这样使得医院服务与社区卫生服务之间实行新的平衡。由于低成本地给予社会脆弱人群优先、综合和连续的服务，使得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和控制卫生费用上效果显著，自1948年建立社区卫生服务制度的60多年时间里，英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从5%左右上升至7%左右，远远低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平均期望寿命男性达到72 岁，女性达到78岁，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也成为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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