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大家都对朱金红短时间内出院不抱希望时，唐美兰突然同意接朱出院。14日下午，朱金红出院。此后，朱金红被软禁在家中，护照、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证件都被唐美兰控制，一直到后来被网友救出。
报告认为，我国精神病收治的混乱局面分为两个方面，“该收治的不收治”与“不该收治的却被收治”。
报告指出，我国尚未将对精神障碍的救治当做政府责任，绝大多数的精神病治疗主要由家庭系统来支持。国外精神卫生投入占卫生总投入的比例约为20%，而我国仅有1%。这有限的投入却要负担起占所有疾病中20%的精神疾病。
而大量不该收治被收治的“精神病人”，更凸显了法律制度的问题。报告发现，送治人与本属正常人的被送治人有明显的利益冲突，隔离治疗使送治人获利，而医疗机构也从中获取商业利益。
报告认为，精神病收治的混乱现状，原因在于制度上存在八大缺陷：强制收治没有门槛；强制收治没有程序规范；否认个人拒绝住院的权利；不经法定程序推定监护人；出院遵循“谁送来、谁接走”的规则；住院期间没有纠错机制，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司法救济失灵；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非常低。
因此，当家人出于利益冲突将当事人送进精神病院时，当事人就丧失了话语权，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而“医疗看护”制度完全没有防范错误和纠正错误的能力。
报告同时指出了造成精神病收治制度缺陷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精神病医学理论存在三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谬误。
首先，我国精神病医学否认强制收治的法律属性，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收治”看做“纯粹的医疗行为”，认为强制收治与人身自由无关，拒绝司法介入；
其次，我国精神病医学把部分强制收治当做自愿治疗。如果当事人拒绝住院，就把送治人的意愿看做是当事人本人的意愿，理论上把违背当事人意愿的“非自愿治疗”说成是“自愿治疗”；
最后，我国精神病医学用医学标准代替法律标准，将医学上的“自知力”作为判断当事人行为能力的标准，医生僭越法官的权力，给予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送治人以“监护人”的地位。
报告认为，确认住院精神病患者的诉权，是解决我国精神病收治问题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