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我值班，大清早医院急诊就收了一名病人，因腹泻、脓血便一周，被诊断为消化道出血。
患者是一名39岁的男性，职业为司机，7天前开始解脓血便，量还在逐渐增加。他3天前便开始发热，食欲减退伴呕吐，无呕血。入院体格检查显示：体温39℃，心率111次/分，血压110/70毫米汞柱，急性病容，轻度脱水貌，脐周压痛。此外，血色素98，血小板22，白蛋白26，血钾2.57，血钙、二氧化碳都正常。
在诊断上，医生考虑消化道出血、贫血、腹泻待查、血小板减少待查、低蛋白血症、低钾血症。所有的异常似乎都可以用“腹泻脱水、出血失血、感染内毒素损害”来解释。在治疗上，我们立即给予静脉补钾，联系白蛋白、抗生素、静脉补液等治疗。到下午，患者病情稍稳定，小便也开始增加。然而到了傍晚，患者再次出现血便。为明确病情，我们进行了急诊化验，结果吓人一跳：血色素41，血小板4，白蛋白11.8，血钾3.46，血钙1.12，血糖31，二氧化碳11。也就是说，病人可能又发生了大出血、新的离子紊乱、低蛋白血症加重、酸中毒、高糖血症。
按照这张化验单，患者随时有生命危险，所以需要向患者家属告知并签署病重通知；按照这张化验单，原有的治疗需要大幅度修正，改为降糖、纠酸，立即输入红细胞、白蛋白，停止补钾，改为补钙；按照这张化验单，需要请相关科室会诊。血液科会诊认为，感染内毒素会引起血小板下降，但在一天之内下降这么快，极为罕见；患者存在胸骨后压痛，应行骨穿刺排除血液系统肿瘤。感染科会诊认为，不能排除菌痢，建议大便培养，并根据药敏结果调整抗生素的使用。
做完以上工作，看着屏幕上的化验单，我疑虑重重：血色素下降神速，血去了哪里？血钾升高神奇，静脉补钾并没有超出速度和浓度的限制，难道是红细胞破坏胞内钾释放？血钙突然下降又是为什么？患者既往没有糖尿病史，血糖剧烈升高仅仅是因为感染吗？带着这些疑问，值班医生查小便，尿糖阴性。回到病房，他发现病人的生命体征没什么变化，眼睑和甲床都不像是只有4克的血色素。
不对，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打电话向检验科询问，得知血液标本并没有溶血，同时检验科医师提醒：问问护士在哪个胳膊抽的血吧。果然，由于患者血小板很低，入院后一天之内多次抽血，穿刺部位瘀斑明显，而这次抽血正赶上由实习护士完成，她恰好选择了正在输液侧的肘正中静脉，而当时同侧上游的手背静脉输入的恰恰是10%葡萄糖和10%氯化钾。为了验证我的猜想，我从患者足背静脉再次抽血做化验。结果显示，血色素82，白蛋白20，血糖4.5，血钾2.6，血钙2.03，二氧化碳20.8。
至此，警报基本解除，作为一名资历尚浅的年轻医生，我如释重负，但这件事带给我的思考却是沉重的。而同样的情况，在临床工作中可能还在不断发生。我们工作的任何一点哪怕很小的考虑不周，都有可能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而医疗差错一旦发现，应第一时间与各方沟通，予以纠正。只有这样才是对患者真正负责。
这件事发生在3年前，当时的我正在浙江一所民营医院工作。
那是一个阴冷的冬日下午，我在内科门诊上班。接近下班时间，一位30岁左右的女人走进了诊室。一进门，她就要求我为她继续输液，治疗她久不见好转的感冒。我招呼她坐下后，说：“你别急！我们先量个体温。”趁量体温的空闲，我翻阅了患者的病历本。她因发热、咳嗽持续4日，于前一天来医院就诊，已行胸片、血常规等检查，被诊断为急性支气管炎，首诊医师予以左氧氟沙星针静点、急支糖浆口服。
诊断准确，治疗也正确。但出于谨慎，我还是照例询问了患者的末次月经时间。这一问吓了我一大跳，她的末次月经是两个月前来的。我急忙嘱咐患者进行尿妊娠试验。
在等待试验结果的过程中，我非常矛盾：如果尿妊娠试验呈阳性，那么是告诉患者要人工流产，还是不告诉呢？不告诉，患者极有可能生育一个不健康的新生儿，这对孕妇的家庭来说是个毁灭性的打击，对国家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孕妇都要禁止摄片，况且左氧氟沙星针及急支糖浆均是孕妇禁用的药品。如果告诉她要人工流产，她就有可能要找医院索赔。这意味着我在损害医院利益，那我还怎么继续在这家医院工作？
第二天，患者没有来。第三天，她在丈夫及律师的陪同下来到医院，要求首诊医师向医院相关职能部门叙述诊疗过程。听说此事后，我的心情很沮丧。最终，患者在得到医院的补偿后，终于躺在了手术台上。这件事情发生后，我在医院仿佛成了“异类”。虽然首诊医师与我关系依旧，虽然我很喜欢那家医院，但我还是无奈地选择了离开。
我曾和一位海外友人聊天，聊起过医疗差错。他说，一位在澳大利亚的中国产妇手术中出现了麻醉意外，麻醉医师非常诚实地告知患者及患者家属，这和用药错误有关。结果，澳大利亚的医院和卫生行政部门认为，出事的麻醉医师已经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不需再处理他。
由此反观我们处理医疗差错的态度和方法，与之截然不同。一个有关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纠纷发生了，医院产科和新生儿科的医护人员首先想到的是修改病历资料，特别是转科时间，好将责任推到对方科室，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科室的责任。
一位外科医师的患者出现了手术并发症，医院首先会认为医生有责任。在调查、处理的漫长过程中，这名医生因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而无法正常工作。医院赔款后，又对他予以20%的现金处罚及行政处罚，以至于这名医生精神上出现了异常，一度请了长病假。这样的事情在我国医疗界并不少见。
面对这样的医疗环境、这样的人文文化，医生出现医疗差错，谁还愿意如实告知患方？就是那些有着良好的道德水准、勇于承认错误的医护人员，也有可能顾及所在医院的制度和声誉而选择缄默。不是这样吗？很多医疗机构在处理医疗纠纷时，往往只会作医院无过错的解释，却让医生主动向患方认错。就算是医疗环节上有无法掩饰的的纰漏，也很少有医院会主动承认。
在不同的人文环境中，完全可以出现对医疗差错的不同处理方式。当前，要让医生勇敢地站起来承认错误，还有诸多瓶颈。一是我们对医疗差错的处理现状让人担忧。国外有专门的保险机构和患方谈责任、谈赔偿，法律不允许患方有打医护人员、损害医护人员人身自由、扰乱医院正常秩序的不法行为。二是医疗机构在发生纠纷或差错后，不是从医院管理等宏观上找原因、找纰漏，而是一味地怪罪医护人员，处理科室或个人。
其实，从医院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看，及时整改并认真分析医院管理环节和系统上的错误，才是解决医疗纠纷的根本。
我们曾对发生死亡纠纷的医院进行评析，将病区存在的问题及时告知医院，并希望尽快改正。在3个月或半年后再到发生纠纷的病区进行调研，结果发现好多科室仍在重复同样的错误。针对部分医院出现的植入性器械纠纷，医院没有分析是器械质量问题，还是医生使用方法或患者术后功能锻炼的问题，一股脑儿地以“钱”了事，以至于连续3年类似纠纷不断，每年赔款达几十万元甚至更多。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医院没有形成医护人员自动认错的氛围。由于医院评审对重大医疗事故是“一票否决制”，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日常考核也有“纠纷扣分”，尤其还涉及“一把手”院长的政绩考核等因素，使得多数医护人员在出现纠纷后选择隐瞒或避重就轻，不得已而随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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