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甘肃省要求全省乡以上医院，对医师用药量、抗菌素使用量、患者自费药使用量、青霉素占抗生素比例按月进行考核。后来，甘肃进一步扩大了范围，把各级医疗机构纳入考核，考核结果以院务公开形式向社会公开，并将有关结果列入绩效考核范围。
在一些医院，有的医生之所以开大处方，任意提高 “用药量、抗菌素使用量、患者自费药使用量、青霉素占抗生素比例”等，大多跟一些医院的考核机制有关，说白了，就是跟医生的奖金有关。开大处方，任意提高一些药的使用量，不仅浪费患者的医药费，浪费医药资源，同时也会造成个别医生的用药依赖，进而伤害患者的身体。
医生的用药问题，表面上看，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从本质上说，则是一个责任问题，一个 “医德”问题。甘肃省对 “医师用药”的公示，其实就是对医生 “医德”的公示，或者说，是对医生用药的管理、 “医德”的管理。
诚然，我们的大多数医护工作者，其敬业精神、业务技术、服务态度等方面，是值得肯定的。诚如卫生部有关人士所言，“我国一年门诊量几十亿人次，大多数的诊疗，患者还是满意的”。但也不能不看到，“管理是当前医院的一个短板”。尽管管理涉及方方面面，但对医院来说，加强“医德”管理该是管理的核心所在。毕竟，医院的管理成效不是由医院和医生说了算，而是由患者来评价的。医生的“医德”出了问题，患者肯定不会满意。
诚如这位官员所言， “在出现医疗纠纷的时候，医院领导习惯于息事宁人、花钱买平安，事后却不认真总结。有一个大医院给一个患者做腹腔手术，不小心把纱布落进去了，结果赔偿了几十万元才了结。可是也就如此完了，也没有去查到底什么环节出了问题。这岂不留了隐患？”是啊， “如果真是碰到了疑难杂症，医生们没有招儿了，那也可以理解。可事实是，常常是医院和医生能做好的事情没做好，有的跟体制、金钱无关，只是跟人的态度和责任心有关”。
做好 “医德”管理，尤其对医院而言，关键是要细化和硬化制度，使制度有可操作性。否则，管理只是停留在 “救死扶伤”、 “文明礼貌”、 “廉洁奉公”、 “严谨求实”等一些口号式的 “美德伦理”的层面上，无据可依、无法督查，管理也就可能出现 “空对空”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甘肃省实行 “医师用药公示”是耐人寻味的，因为通过 “用药公示”，避免了 “医德”规范性功能的架空，找到了一条能够约束医生随意提高用药量，确保医生科学、合理开处方的可操作的路径。
“医德”，固然是靠医生 “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出来的，但一定程度上说，也是靠患者监督出来的，靠制度约束出来的，靠医院管理出来的。在英国的一些医院里，住院期间，医院会发给病人一张表格，让病人在表格的小问题后打钩或打叉。如，病人是否感觉到医生和护士的尊重？医生是否告知病人具体的病情及手术方案？护士分药时是否告知病人药品的名称和功能？病人拉铃后护士几分钟内来探视？一日三餐是否合口？医生触摸病人后是否用墙上的消毒液洗手等，这般详细的制度规定，并引入患者监督的规定，不仅让医院的管理可以依章有序进行，更让每一个医生、护士不敢越雷池半步。久而久之，一旦成为习惯，意味着的是对病人无微不至关爱的人文态度已在自我 “医德”的土壤中深深扎根。
有人说， “每做一事，最好只追求一个最在乎的目标，其余都可让步，这样达成目标的机会才高。”对医生而言，最该在乎的应是 “医德”。高尚的 “医德”从来就是与高超的医术相配伍、成正比的。否则，只关心患者 “病情”不关心患者 “心情”，医生医疗技术再出色，也是治不好患者之病的。
“医德”事关医疗事业大计，加强“医德”管理，决不是一句空话，必须切实规范标准，加强制度建设，确保“医德”建设实现 “从美德伦理向规范伦理”的转变，并加大制度执行力度、监督力度、奖罚力度。如此， “医德”建设、 “医德”管理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显现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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