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自己生！”躺在手术台上，一名29岁的产妇辗转挣扎，虚汗淋漓，却一口咬定不做手术。12月3日清晨，她被转送至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时，情况已万分危急。医生诊断认定，如不尽快手术，不仅胎儿会窒息死亡，母体也会大出血，“一尸两命”。而这位产妇情绪激动，一再声称不要手术。经医院相关负责人出面解释，她的丈夫终于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但产妇本人仍坚决拒绝签字。医生被迫强行动手，从死亡边缘把她拉了回来。她的孩子则在降生几小时后夭折。
事件引发了网民大规模讨论。李丽云事件也被理所当然地旧事重提。2007年11月21日下午，高危孕妇李丽云去朝阳医院京西分院就诊。命在旦夕的时候，因“丈夫”肖志军拒绝签字，医生们无法抢救，5小时后，李丽云及胎儿死亡。
虽说这两件相似的事情中，两地医生的处置截然相反，但可笑又可悲的是，“伸头一刀，缩头还是一刀”。当年遭遇“见死不救”指责的医生们，如今碰到的却是“不尊重患者意见”的质疑。
由于这一事件对于卫生系统过于敏感，多家医院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几经辗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终于发表了个人看法：表面上，这种冲突是患者缺乏起码医疗知识而导致的无知，而深层原因却是患者对医院、医生失去信任。但寻根究底，“病灶”的关键却是中国现行的医疗保障制度让不少公民，特别是像李丽云那样的底层民众难以负担医疗费用，他们必然会对动辄开出“巨额”手术费、医药费的大夫产生怀疑，从而断送了和谐医患关系的可能性。
“以前医患关系正常的时候，最多是有人讳疾忌医，不信我们的话。但现在有些患者看病时常带着提防心理，唯恐医生开贵的药、做不必要的检查。”这位医生说，如果医生强行治疗，且不论谁来承担费用，只要患者病情恶化或抢救无效，医生必然被告上法庭；但如果不治疗，患者必然死亡或病情明显加重。即使“严格履行程序”，照样会招来无妄之灾，李丽云一案足以说明一切。
她认为，症结在于现在的医保制度：政府对于医疗的投入严重不足，个人看病负担太过沉重。“如果患者治病时，个人承担的费用降到可承受的水平，大家的心态必然会平和得多，更有利于医患双方交流。国家为什么不能多让老百姓受些实惠？”
“法律和医疗伦理产生了冲突。”北京市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盈科律师事务所王良钢律师说。
在正常医疗工作中，医生们首先要遵守的是《侵权责任法》第55条，“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这意味着医院在进行手术前，必须首先得到患者的签字同意，退而其次是要取得家属的同意。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在患者濒危而又丧失神志，同时又找不到家人的时候，医院才拥有紧急处置权，主治医生在请示相关领导之后，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必要治疗。
王良钢说：“这条规定保障了患者的知情权，而知情权的背后就是选择权。因此也就意味着法律允许患者自主选择治疗方式。”如今，这个患者本人——家属——医生的效力顺序遭到了挑战，法律上的漏洞突然暴露在公众面前。“法律要求治疗之前必须得到授权，而医学伦理要求尽一切可能治病救人。双方一致时，看不出问题，碰到特殊个案，法律漏洞就出来了，得让医生凭自己的倾向来做选择，法律不能提供符合伦理的保护。”
“强行剖宫产”事件中，患者神志清醒，而家属和医院代替她作出了决定，这引发了广泛争论。曾经也是一名医生的王良钢认为，当患者本人和家属的意见相反时，家属其实没有权力替患者作出决定。从法律上讲，广州医生的做法存在风险，如果出了意外，纵然他们的做法符合医学伦理，也难保不被告上法庭。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十多年来，医疗行业中某些不规范，甚至违法行为造成的恶果，现在正在由众多无辜的医生和患者来共同品尝，并且引发了行业性的职业公信力危机。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二平说：“失去患者的信任，正是以往很多行为的‘因’酿就的‘果’。最简单的例子，医疗事故鉴定，常常是卫生部门给自己下属医院鉴定，这怎么可能取信于人？长此以往，这种‘不相信’的情绪就会被逐渐扩散，形成某种全社会的共同判断。”
一边是卫生部门的仲裁无法让人信服，另一边却是大批“医闹”屡屡从医院获得巨额“补偿”，正反两方面的例证让不少人相信：老实人吃亏，和医生出现纠纷，“只有”闹，而且“只要”闹，就算没“赔偿”，也会有“补偿”。
“‘物质公正’正在大面积取代程序公正。”王二平说，所谓“物质公正”，其实就是“花钱买平安”。一旦出现“医闹”之类的群体性事件，无论医院还是当地政府，或出于“维稳”，或不知出于什么考虑，首先想到的不是依照法律程序解决问题，而是尽快给几个钱，息事宁人。恰恰是这样异常短视的行为，让医患关系更加雪上加霜。医生们为了不出事故，更会要求患者做无数检查，用高档新药，以免漏诊、误诊或出现药物副作用。至于患者要承担的巨额费用，根本不予考虑。这又让患者更加看病难、看病贵，增加对于医生的不信任感，由此恶性循环。
王二平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彻底杜绝医疗纠纷，只要有诊断，就可能有争议。关键是如何处理、解决。国人需要的是公正、公开、让人信服的制度和处置程序。最关键的，程序必须提前公布，出了问题，照此解决，决不能事到临头才想起设立制度。至于患者是否签字，医生是应该“见死不救”还是“强行救人”，都应该提前有制度性的规定，不可一事一议。
“医生们应该像爱护自己眼珠子一样，爱护整个行业的声誉，尽力修复医患关系。如果在出现纠纷后，仍然饮鸩止渴、花钱买一时的太平，今后由医疗纠纷引发的社会性话题或者群体性事件，一定会没完没了。”王二平说。
无论是当年北京“无家属签字不敢手术一尸两命”，还是此次广州“强行动刀挽救产妇”，事件背后，一边是患者面对医生的畏惧狐疑，一边是医生面对患者的举步维艰。无所谓对错，你是黄连，我是苦瓜。
医改至今，百病丛生。往昔的短视，酿成了今日的矛盾；而今日的愈发短视，必将酿成未来更多的矛盾。面对日益激化的医患纠纷和无处不在的道德指责，是医生们在代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无辜受过，还是在为过去十几年不规范的行业行为还债，甚至是在为各地解决医闹事件中不约而同的“花钱买平安”承担恶果？
医疗、法律和社会心理方面的专家虽然说法各异，但对未来的判断却较为一致：除非国家大幅度增加医疗保障的投入，减少底层群众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比例，并在处理各种医疗纠纷时坚持公平公开和“程序正义”，否则医患矛盾仍将继续恶化，并最终让全社会都来承担“不能承受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