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几则医疗卫生领域的新闻让人们再次将目光聚焦医患关系：先有北大医学教授殒命北大医院的法律诉讼引发社会讨论；后是南京市儿童医院医生被认定失职，造成5个月大的婴儿死亡；再有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准分子手术室，患者术后怀疑集体感染弥漫性层间角膜炎，广州市疾控中心调查证实，该院在管理上存在漏洞……
尽管上述事件的一些具体细节，仍需进一步调查，目前尚难定论，但透过这些案例，我们已经感受到民众中存在的一种不信任情绪——从社会反应来看，凡是卫生主管部门的表态和认定结果倾向于患者的，社会舆论就认为卫生主管部门是为人民服务，认定结果公正合理；反之，社会舆论就认为卫生主管部门与医院沆瀣一气，是“内部人政治”式的包庇。
医患纠纷，由来已久。就现状而言，双方都有自己的委屈：举证责任倒置，无疑让医生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工作中时刻还要想着自证“清白”，这不但容易令医者心生郁闷，在患者性命攸关时举棋不定、进退维谷，甚至可能在医疗界催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顾虑；而对患者来讲，一道白色帷幕将诊疗过程背后的一切围成了一个黑箱，专业知识的缺失更让他们心存疑惧，自己的权益是否受损、如何维护，都是费解的难题。
卫生部部长陈竺说，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这个国家层面的问题不解决，医患关系就好不了。这是问题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看，当医患冲突发生后，如何界定责任、调处纷争，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从法律上讲，《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我国处理医患关系的基本准则，在这部条例里，医方的权利有明文加以规定和保障。而患者的权利总是作为医生义务的对应物出现，散落于多部法律法规中。这样的权利配置，往往令患者的权利难以找到法律依托。从管理机制看，目前医疗事故鉴定的主体，主要是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委托的医学会等机构。这样一个与医院、医生群体有着密切关系的主体，很容易让患者产生不信任的情绪。如此一来，社会舆论“一边倒”的情形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解决医患纠纷，传统的思路是提倡“相互理解”，即医理解患、患理解医。而事实上，在矛盾面前，这种“和稀泥”式的“理解”很难有坚实的基础。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思路，从医患矛盾的处理解决机制入手，比如成立以维护患者权益为主要职能的专业管理部门，以患方的评价为其业绩的考核凭据；比如在法律条款中进一步平衡医患的权利义务，让双方透明、理性地处理各自的诉求。总之，无论是医生、患者还是行业主管部门，各方只有达成共识，才能齐心协力解决医患矛盾，和谐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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