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日报》作为桂林市委机关报,长期以来以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全力打造自己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同时,我们也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架起一座连心桥,使得桂林的干部群众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从而促使桂林的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和谐发展。
为此,我们从今天起推出《高端访谈》栏目。意在就当前的热点话题、重大事件和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等,专访相关部门和单位的领导,传达权威的声音,畅通权威的渠道,为读者释疑解惑。敬请读者关注。的领导,传达权威的声音,畅通权威的渠道,为读者释疑解惑。敬请读者关注。
访谈背景:
当今社会,医患纠纷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之一。今年10月24日、25日,连续刊登了一组报道——— 《职业生存调查报告·医生篇》上篇和下篇(详见10月24日、25日《桂林日报》第3版)。这组报道通过对医生这个职业比较全面的报道,让人们深度了解医生这个职业,以期增进对医生的理解,缓解医患关系紧张局面。报道一经推出,在社会上特别是医疗界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桂林不少医务工作者看了这组报道后,认为报道客观,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同时,这组报道也在桂林生活网上引起热烈讨论,有网友认为报道还没有触及深层次的方面。
为此,就“医患纠纷有哪些深层次问题”的主题专访了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王昌明院长。
(王昌明,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教授、博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广西呼吸学会副主任委员)
记者:现在社会上各类医患纠纷越来越多,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昌明:现在社会上医患纠纷现象愈演愈烈,逐渐走向一个极端,这在全世界都是没有的现象,甚至产生了专业的“医闹”公司。以前医疗事故赔偿几万、十万,现在“医闹”开口就是一百万、两百万。目前,很多医疗纠纷已经没办法正常处理下去,都是走的非正常渠道处理。
王昌明:医患纠纷表面上是医院和患者的纠纷。这些纠纷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医疗费用,部分患者认为医疗费用过高或者不符合规定;第二个方面是发生医疗纠纷,患者人身受到伤害或者死亡。
第一个方面的医疗费用可以分为合理费用和不合理费用。对于不合理费用,医院方面可以有效控制。但合理费用是医院为维持运行所必需的,没有办法降低。站在患者的立场,我个人认为这部分合理费用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依然是高的。这就是产生医患纠纷更深层次的原因,不是靠医院能解决的。
第二个方面,目前医学科学发展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医疗纠纷既有医学科学发展方面的原因,也有医生的疏忽和失误等原因。如果是医生的疏忽和失误,责任在医院,该由医院负责和赔付,这个是医院可以接受的。但由医学技术局限性引起的医疗事故,是医院不可控制的,是医院乃至整个医疗界都不能解决的。目前,由于医学技术局限性引起的医疗事故,因为“医闹”的参与和社会各界的压力,依然由医院在赔付。这对医院是不公平的,也助长了“医闹”现象的愈演愈烈。
记者:您刚才说到产生医患纠纷的深层次原因,能否详细谈谈?
王昌明:对医疗制度改革和医患纠纷关注得比较多的人,我想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医患纠纷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在于政府多年来投入不足,中国医疗体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市场化运行,而相关的政策、制度及措施尚未跟上。满足人民健康需求是人民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而目前是医院很大部分承担起了这个职责。从80年代到现在,医疗环境、医疗技术、医疗服务不知道提高了多少倍,但是医疗纠纷却比以前更多了。人们总是在怀念以前的医疗环境如何好,对现在的医疗环境诟病不已。我个人认为,以前和现在最大的区别就是,以前的医院不用自力更生,不用像企业一样自负盈亏;而现在的医院则需要自负盈亏,还得不断买新设备提升医疗水平。一个医院要盈利,就必然要从患者身上获取利润,这就导致看病贵的问题。而看病贵正是引起患者不满的最主要原因。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的健全,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逐步提高,对治疗的细节和效果期望值都很高,这也是引起医患纠纷增多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政府对医疗行业的投入不足,是这样吗?
王昌明:是的。政府对医疗投入不足,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患者,一个是医院。在以前我们经常会听到,农民没钱看病,宁愿在家等死也不去医院治疗。从2003年起,我国在部分地区试点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新农合”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起码让农民看得起病。2011年,全国参加“新农合”人数为8.32亿人,参合率超过96%,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新农合”政策范围内的住院费用报销比例从60%提高到70%左右。这样一来,农民的基本医疗服务就享受到了。
有人说,农民看不起病是因为医院看病贵,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医院看病为什么会贵?目前,桂林市区各大医院90%以上的费用都是需要靠医院自身运转获取,政府对市区各大医院并没有多少投入。医院要维持运转,要支付医务人员的工资,要购买医疗设备,要提升医疗技术,要改善医疗环境……这些都需要钱。这些钱从哪里来?当然只能从患者身上来。如果要求医院看病便宜,医院缺少经济来源,就不能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转,那么这个医院只能慢慢倒闭,人们将无处看病,更别说享受越来越好的医疗服务。
记者:国家对县级、乡镇、社区医院加大投入,那市区各大医院呢?
王昌明:近几年国家主要是加大县级医院的投入力度,市区各大医院目前国家还没有考虑加大投入,所以市区各大医院的情况还得不到有效的缓解。也就是说市区各大医院的医患关系紧张局面依然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只能靠医院的一些自律行为做一些缓解。为了预防医患纠纷,目前我们医院有12项核心制度,每项核心制度又有诸多条款,对医务人员有很大的束缚。医务人员总是在条条框框中生活着,大多数时间在应付各种各样的检查,应付各种各样的医患纠纷,长此以往,怎么提升医疗水平?市区各大医院的情况,我们也只能期待从国家层面慢慢调整。
记者:我们常说“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方便”,您觉得如何解决这3个方面的问题?
王昌明:看病难,是因为涌向市区各大“三甲”医院的人太多。比如我们医院,一年门诊量接近100万,住院人数5万,这样看病自然是难。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像国家倡导的那样,“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90%的病争取在基层解决”。这样各个层次的医疗资源都能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当然,这个首先要解决基层医生的医疗水平问题。
要解决看病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政府需要对患者和医院都加大投入。首先是给患者提高医疗保险水平,让患者看病少花钱;其次是让医院不要有盈利的负担,让医院少收费。如果解决了这两方面的问题,看病不方便的问题也就不太成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