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是一个职业，同时又具有超越职业本身的道德含义，在这一点上，也许只有教师可以比拟。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可以归结为两点：首先是医生和患者在信息掌握上的严重不对称，患者的医疗消费选择权完全掌握在服务提供者的手中；其次，医疗与人的生命直接相关，这注定患者及其家属的医疗消费不可能是充分理性的。
在市场化思维的支配下，患者就医被视为与其他消费类同的契约性行为，但是，医疗行业在本质上恰恰是反市场的。在购买其他物品的时候，消费者可以自主决定买什么、不买什么，并尽可能地讨价还价，但患者及家属对医疗服务的选择权却不在自己手中，而是完全交给了医生，在价格上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即便医生让患者自主选择，绝大多数时候，患者也会倾向于同类药品或服务中价格更高的，以此寻求心理的安慰。在这里，理性的选择是以不理性的形态表现出来的。医生虽然作为交易行为的一方，事实上对另一方拥有“生杀予夺”般的权力，这就要求医疗从业者不可以只是个理性人，更应该是个道德人。
医德的丧失其实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现代社会管理的特性是理性化和规范化，以统一的标准将各个行业纳入管理体制，它关注医疗行业的集体行动能力，对医务人员个体的要求带有“去道德化”的色彩。看似平等保护医患双方的法律规定，其本质是强化了医患双方的不平等地位。没有家属签字就不能进行剖腹产手术的规定，不过是为了免除医院方面的责任，让家属承担手术失败的后果。肖志军拒绝签字，导致其爱人的死亡，医院固然没有违法，却放弃了道义上的承担。法律是社会行为准则的底线要求，如果医疗机构的行为仅以不违法为标准，就意味着全社会的堕落已经开始。
医生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享有处置患者的特权，在有风险的时候，却要将责任推给患者本人和家属，这是极不公平的，也是引起患者对医院不满的主要原因。在紧急关头，医生应该对病人具有全权的处置权，这个必须接受的事实，既赋予了行医者以特权，也是行医者必须承担起来的责任。而此特权与责任不但要求精湛的医术，也要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由此带来的社会信任感。唯此，才能既救人于危难，实现医者救死扶伤的天职，又能在治疗发生意外或病人因不治而离世的时候，得到家属的理解。
和谐的医患关系，不可能脱离医德而存在。千百年来，行医者是靠着医德和由此取得的信任来延续这个职业的。俗话说，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总是有人在就医的过程中死去，如果每一次发生这样的事，都导致家属对医生的敌意，估计早就没有人愿意行医了。这个职业能够历经千年而存在，说明了医德的作用，如今医患关系的高度紧张，则是医德的沦丧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对医生群体失去信任的结果。
肖志军悲剧发生之后，有媒体在网络上发起民意调查，针对如何缓解医患矛盾的问题，多数人选择了“制定新的责权利清晰的医改方案”这一答案。我认为，就现有的医疗制度而言，不能说医患双方的责权利不清晰；同样，以医疗行业的特殊性，也可以说医患双方的责权利无法清晰起来。继续医疗改革，只注重“责权利”是不够的，必须将思路从原有的市场化、规范化中脱离出来，让医德的重建进入视野。(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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