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医患关系时，刘力代表以08年发生的“西安交大一附院8新生儿感染死亡事件”为例，她说，该事件发生后，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交大一附院在此事发生后进行了整改，但是同时也使得整个西安医院的妇产科都暗流涌动，由于没有单独的新生儿监护室，大家都怕新生儿发生意外引起纠纷甚至官司，对于有高血压、妊娠高血压等并发症的孕妇都不愿意接收，这些产妇无院可住，没有地方生孩子，每天到处打听，奔波在各个医院之间，或者是乡镇的医院本来能接生的，现在不愿意接收了，都让到西安的大医院来。
虽然对医疗条件重视是好事，对医生的工作也应该监督，但是这样却导致了大家看病更加困难。据刘力介绍，在孕妇群体中有10-20%都有并发症，加上08、09年又是一个生育的高峰期，目前这部分孕妇想生个孩子就很困难。
为什么医院都不愿意接收呢？这不是医德的问题。医生本来就是一个高强度的职业，现在又成了一个高风险的行业，经常会遇到不了解情况的患者家属在医院闹事，摆设灵堂之类的。像交大一附院的事情，有司法程序介入，最后每个家庭赔偿了18万。但是更多的情况下，患者家属都会选择私了，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医疗事故鉴定，因为鉴定了也就赔偿个1、2万，但要是找医院闹事，以私了方式，拿到的钱就会高出很多。所以，一方面患者都不走正常的渠道维权，另一方面医生们心里也都开始都抱着一种“我宁可不救你，也不能犯罪”的想法，这样其实最终受害的还是病人。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刘力建议大幅提高医疗事故的赔偿金，通过制度层面来干预，如果大家通过正规的渠道都能得到相应的高赔偿，就不会、也不需要到医院去闹事，医生的工作环境就会好很多，最终受益的不仅是索赔者，所有的病人都会有一个良好的救治环境。
西安的交大一附院8名新生儿感染事件，曾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作为媒体，对于这样对生命不负责任的行为自然应当义不容辞的揭露。最后每个孩子的家长拿到了18万元的赔偿，大家似乎心头都松了一口气，觉得做了件好事。可是不曾想到，一场影响力还不算太大的“蝴蝶效应”正在悄然发生。在西安其他有妇产科的医院，许多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因此而无法住院，不能在最便捷的地方生下自己的孩子。腹中的胎儿即将降生，可是却没有一个愿意为她们敞开的病房，因为医生们都怕，怕万一背上一个“草菅人命”的罪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医生的渴望和病人的渴望都被拒之门外。医生难免也有无力回天的时候，可是到底是什么让医生们在正常的情况下都不敢救人了呢？
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身边的事物的要求也就提高了，什么都要好的，更何况是看病这样“花钱挨刀”的事情。一旦不满意或者出了问题，自然要讨一个说法，一个结果，这是天经地义、人之常情。但是，由于正常的维权渠道并不能给患者及其家属“做主”，所以他们只好自己给自己做主，于是，患者家属在医院摆花圈、设灵堂抑或伤害医生的事情时有发生。
本应平心静气的为病人看病的医生，自然没了应有的冷静，终日在提心吊胆中工作，心里满都是“出事了怎么办”的念头，如何还能专心的救治？如果是涉及人命的大病，更是惟恐避之不及，还怎么敢热情主动的去接收？！这样一来，病人无法替自己维权，同时又搞的医生人心惶惶，两败俱伤。那些在医院像“上班”一样维权的患者及家属，他们谁也不想这么折腾，如果能有一个制度的保障替他们维权，他们又何苦如此呢？
怎么能让医患关系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和谐环境，让医生能够安心救治，热情对待病人，让病人能够放心接受治疗，万一自己的权益遭到了侵害，能够迅速、顺畅的得到相应的赔偿，已经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