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者了解，此次徐宝宝事件第三方调查组人员的组成，均来自于南京市卫生局的邀请。如此一来，对调查组成员产生过程的质疑也就不足为怪了。卫生局邀请的人组成调查组说到底进行的还是体制内的调查，这种人员格局，如何保证其调查的独立与客观？
而这样的情绪也曾在调查组内部出现过，但大家一时也没有发现更好的方法来组成这个调查组。曾有人开玩笑：“难道要组织海选？如果真要搞海选，调查组成员怕是一个月也选不出来。”
好在最终的调查结果为这种情绪解了围。大家的想法是：这个已经完全推翻了前一次调查结果的调查结论，应该可以使大家对调查组成员组成的过程少些疑虑，虽然无法在程序上保证完全公平，但其客观性毕竟通过结果体现了出来。但回过头来看这一过程时，调查组成员还是有些后怕：如果最终调查并没有推翻前一次的“定论”，公众舆论会如何对待后一次的调查组成员呢？
在调查组成员们为自己能推翻前次结论而庆幸的同时，问题并没有解决——下一次第三方调查，成员如何产生？是不是还要遵循此次调查的方法，由事件当事一方的主管部门邀请？
对此，耿延律师有自己的看法。在受徐宝宝家人委托介入此事后，耿延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个调查组到底是什么身份？有没有更合理的制度安排？
“这次的调查组，有点像国外的特别调查委员会，也有点像我国体制内的工作组，如果除去它应用领域不同，更像是国外的陪审团制度。”耿延说。
国外的陪审团制度，就是在公民中随机抽取，组成陪审团。耿延的意思是，我们也应该借鉴这个制度，但前提是要先成立一个特别审查委员会。
“这个特别审查委员会的职责是，对公民或单位提出来的特别审查或调查申请进行评估，然后决定是不是要进行第三方的独立调查。”
设想中，特别审查委员会不隶属于具体的行政单位，最理想的架构是建立在人大之下，委员会成员不参与调查，只是对调查申请进行评估和许可，然后组织调查，提供财务支持。“应该先建立一个调查人员的后备人才库，由公民自己申请加入这个体系，这样就保证了人员的多样性和流动性，为其公平打下一个比较好的技术基础。”
比如说此次的徐宝宝事件中，徐宝宝的家人如果对前一次儿童医院的调查不服，就可以提请特别审查委员会，要求组织第三方独立调查，委员会即可通过电脑抽签的方式从之前报名的人员中，确定人选组成调查组。
“我想，如果经由这样的程序，应该不会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耿延说，其优点在于，开放的人才库必然是一个庞大的人群，其是流动的，权力的流动和不确定使得成员的贪腐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客观性和独立性也就有了保证。
这里有个矛盾，如果这次不是卫生主管部门作主导，很难想象“第三方调查”能够这么顺利进行
徐宝宝事件的第三方调查，另一个为外界所质疑的是南京市卫生局主导了这次调查。因为对第一次调查不信任而呼吁出台的第三方调查，怎么还是由卫生局主导？调查组成员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这个被媒体冠为“独立”的调查在程序上仍然不独立，外界对此颇有异议。
如同上一个问题一样，这个质疑在调查结果公布后似乎迎刃而解。调查结论的正义性，再次掩盖了程序上的瑕疵。但同样，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能够解决。
客观地说，此次调查的高效，以及调查结果的颠覆性改变，与南京市卫生局在此次调查中表现出来的决心有很大关系。在11日上午的简单动员后，南京市卫生局的领导就召来了儿童医院的一、二把手，当着调查组所有成员的面，要求他们无条件配合调查。只要是调查组成员想见的人，全部召集，随叫随到；只要是调查组成员想去的地方，想取的物证，院方也要无条件提供。
儿童医院负责人在会上对此没有意见。事实上证明，在后来的调查过程中，涉及事件的十多名医护人员一直在调查组办公地点等候谈话，最晚的一个医生谈完话已经到了第二天清晨5点多钟。
而包含有儿童医院机密的中心机房，也向调查组开放。事件的核心人物毛晓珺也在被要求后，上交了个人的笔记本电脑。之前调查组成员一直担心他不配合，因为那毕竟是他的私人物品，他完全有理由不提供。
卫生局主导的这次第三方调查，其参与的“利”显而易见，卫生局人员了解行业和系统内的工作状态，知道他们的层级关系，也在心理上占据了对医护人员的优势。
但弊端也是很明显的，结果的正义掩饰了一切程序上的不完善。同样的道理，第三方调查结果如果并没有揭露出事实本原，卫生局的参与和主导必将成为公共舆论再次指责的焦点，这甚至会使得此次的第三方调查成为笑话。
耿延寄希望于制度的保障。“第三方调查组不应被赋予强制力，实际上即使是有强制力，被调查单位也有可能不配合，现在法院和公安到一些单位调查，也会常常不被配合。”耿延强调的是，第三方调查组是一个相对软性的调查方式。
比如此次的徐宝宝事件中，如果毛本人不提供个人笔记本电脑，那也无妨。只要在形成调查结论时注明其不配合调查即可，交由公众评判。
调查由被调查方的行政主管部门主导，自然不可取，因为并不是每一次的调查都像徐宝宝事件一样会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尤其是当事双方在具体问题上各执一词，又无法提供其他证据之时——此次调查就无法核实徐家人提出的医生发牢骚情节，因为这是只有双方当事人在场的“孤证”。
由此推理，第三方调查更不能由当事人双方参加。因此，央视13日晚节目中提及的“死者家属要求派出两名代表参加调查组被拒绝，这很荒谬”的说法并不客观。这种观点是利用了公众对弱者的同情，试想如果徐宝宝家属要求派人参加，那儿童医院方面是否也有权派人参加调查组？
徐家人的担心，是基于对前次调查的失望，也有可能是对于卫生局主导这件事情本身的疑虑。体制上禁止当事一方行政主管部门的参与，第三方调查的公信力才有保证。
调查组应该是一个证据收集组，第三方调查报告不应是判决书。而第三方调查刚刚起步，它的良性发展，是一个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过程
在徐宝宝事件的第三方调查结束后，调查组在清晨7点召集开会商讨。各调查分组将各自调查情况在会上通报，在最后由卫生行政部门提出了处理意见，征询调查组成员的意见。
“这是我们的建议，具体的责任人处理，将依据有关规定来决定。”调查组负责人当时说，而事实上，最后这些建议意见也并没有在调查报告中呈现，但这并不妨碍卫生局对他们作出处罚。
会上，在谈及耳鼻喉科值班医生李旭的处理中，记者提出观点，认为李旭医生在是否推诿、漠视宝宝母亲的跪求问题上，并无证据支撑，因为所有的对话都发生在李旭休息的房内，没有第三方证据证明。
卫生局最终接纳了记者的观点，但认为李旭的责任在于不应在病区出现紧急情况时，回房继续睡觉。这个建议被采纳，体现了南京市卫生局对调查组工作的开明和开放，但回过头来看，却也违背了调查组本身的职责。
“调查组就应该是一个证据收集组，只应该对事实和证据本身负责，而不应该在事件的定性和处理上作任何判断。”耿延说，第三方调查的意义就在于独立和客观，如果加入处理因素，不仅会打破这个平衡，在调查组内部造成争端，还会导致这项工作开展本身的难度，同时，如果对具体当事人处罚建议重了，调查组成员会有自身安全顾忌。
如果第三方调查只对事情经过、事实的客观调查，调查组的工作也会简单得多，因为量处责罚需要有全面的知识，以及对法律和政府的规章有全面了解，这并不适宜由调查组做出。
在一个特别审查会框架下，由公众志愿加入调查，电脑随机抽取调查人员的第三方调查方式，可能是未来第三方调查的方向所在。
而在当下第三方调查具有很现实的意义，毋庸置疑的是，第三方介入的调查肯定远胜于当事其中一方的调查。如何探索出一条可良性发展的第三方调查之路，才是人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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