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全国法院系统医疗赔偿纠纷案件司法鉴定研讨会，10月30日在重庆召开。据悉，即将出台的《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医疗纠纷案件若干问题规定》司法解释，对医疗纠纷案件中争议最大的医疗事故鉴定机制，将出台不少新规定。
医疗事故鉴定人是否该出庭接受质询，是患方最关心的问题。记者了解到，就目前形成的意见来看，更倾向于让鉴定人出庭。
在医疗纠纷案件中，不少患者都要求鉴定人出庭，但鉴定专家只会出具书面答复而拒绝出庭。缺乏直接解释，必然会影响医疗事故鉴定书的公信力。对此，调研起草上述《规定》的法官们更倾向让鉴定人出庭。他们表示，鉴定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或者书面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不给予明确答复的，法院可以不采信这份鉴定报告。
针对医疗纠纷涉及众多专业知识，起草《规定》的法官们还认为，患方可以向法院申请，由医学专家出庭代为质证。同时，记者从全国法院医疗赔偿纠纷案件司法鉴定研讨会上得知，为改变医疗纠纷案件中鉴定不公的问题，专家们在这次讨论会上提出，要在司法鉴定机构建立《鉴定人名册》。他们认为，由法院从《鉴定人名册》中委托、组织专门机构或医学专家进行司法鉴定，这种随机抽选鉴定专家的做法，能遏制“人情”鉴定和“金钱”鉴定。
据悉，鉴定医疗事故的构成，除医务人员有过失外，还要确定这种过失与患者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大量医务人员虽有差错，但与患者损伤无因果关系的病例，被鉴定为“不构成医疗事故”。而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被鉴定为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差错，要不要承担民事责任?这在法律界一直存有争议。如仅仅以“不属于医疗事故，医疗机构就不担责”的原则进行处理，对患者来说，是否会不公平?
记者得知，起草《规定》的法官们在调研中，对虽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但法院能认定医疗机构存有民事过错，造成民事侵权的案件，倾向于让医疗机构承担民事责任。
而鉴定不认定医疗机构有过失，但认为医方诊疗、护理行为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有一定因果关系的案件，起草《规定》的法官们也倾向于按“公平原则，判决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分担损失”。
新闻提示：2002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较之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由于《条例》新增了诸如医疗事故的界定依据，促使医护人员提高知识水平，防止出现医疗事故等一系列规定，一出台即被认为是广大患者的福音。
但该《条例》实施两年下来，一系列“麻烦问题”也暴露了出来。如医疗事故的界定范围仍显模糊和狭窄，患者知情权仍未落到实处等等，特别是如何规范、约束医疗事故鉴定人的行为更引起了广大患者和法律界专家的质疑。
“叔叔鉴定侄儿”难保公正
昨天，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圣典律师事务所主任薛济民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医疗事故鉴定机制，仍属“自我鉴定”，其公正性仍无法得到保证。
薛济民说，《条例》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变成现在的医学会，只不过是将“老子鉴定儿子”改成“叔叔鉴定侄儿”。医疗事故的鉴定体制、程序、人员并没有实质性突破，鉴定程序不合理，难保公正。
首先，没有实行鉴定人制度。鉴定人不出庭作证，仍难以追究其法律责任。其次，关于鉴定人员的回避问题。自行回避或申请回避的程序如何启动，回避申请应当由谁审核裁决，如何审核裁决，采取何种形式，是否有权申请复议等问题，《条例》均没有明确规定。同时，《条例》没有对医疗事故赔偿争议的调解期限加以限定，此属立法的缺陷。还有，《条例》还存在着卫生行政部门超越其行政管理权限的问题。如《条例》第24条第3款规定，符合规定条件的法医有义务受聘进入专家库，并承担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法医是指在司法机关内部专业从事法医学鉴定工作的技术人员，在行政上归属司法机关管理，卫生行政部门无权对法医进行行政管理。
不属医疗事故，医院不担责?
“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的该项规定，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圣典律师事务所主任薛济民认为也不妥。
薛济民指出，根据侵权行为法原理，只要行为人由于过错导致受害人人身损害后果的，行为人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包括赔偿责任。《民法通则》第106条也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条例》将人身损害后果排除在医疗事故定义之外，并拒绝给予受害人任何赔偿，有违背侵权行为法基本原理和我国民事基本法律制度之嫌。
薛济民说，医疗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并不能说明其没有过错。只要患者能够证明医疗行为有过错，这种过错又在客观上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后果的，医疗机构就应该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包括赔偿。因此，医疗行为最终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并不能成为医疗机构免责的唯一界定。医疗行为是否应该承担责任，首先应看其有无过错。
多处与国家法规相抵触
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圣典律师事务所主任薛济民还指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还在多处与国家大法相抵触。
首先，《条例》与《国家赔偿法》相冲突。《条例》的赔偿标准太低，患者的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在《条例》中没有得到体现。如误工费，《条例》规定的最高赔偿标准，是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3倍，比《国家赔偿法》规定低了2倍;致人死亡的，仅赔偿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为6年的当地居民平均生活费，而《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死亡补偿费为国家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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