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诉讼时效中止的构成要件，应当有以下三项：
（1）时间要件：中止事由须发生在或者持续地进入到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如果事由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之前的，不必然为中止事由，因其仍有可能在最后六个月之前结束；必须待其持续地进入到最后六个月内时，才能构成中止事由。此项“持续”，不是指作为事由的事件本身的持续，而须以其阻碍权利人行使请求权之关系判断之，笔者称此为中止事由对诉讼时效的“界入”。至于该中止事由具体阻碍权利人行使权利多长时间，在所不问，盖因其不影响诉讼时效。
（2）内容要件：中止事由须为客观情况。该客观情况，一般界定为不可避之事变。所谓事变，是指非因当事人之故意过失而发生之变故，如不可抗力（地震等）自应属之。意外事件为除不可抗力之外的事变类型，又称为通常事变，是指当事人虽尽其应尽之注意义务仍不免发生，但如果予以特别严密的注意则有可能避免的事变，笔者称之为“人祸”。就某一事变，有可能对某一当事人而言是不可抗力，而对另一当事人而言则是意外事件。权利人一方如发生意外事件，原则上不得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止事由。例如，权利人在生产过程中由于电线短路而发生火灾，属于意外事件，却不构成中止事由。但义务人一方如发生意外事件，则可以构成中止事由，盖因其对于权利人为不可避之事变也。
（3）结果要件：中止事由须致使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中止事由与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之间，须具有一定之客观联系。此项客观，是指依社会普通观念，该事由对于权利人中断诉讼时效为不能或者存在明显的困难。所谓存在明显的困难，是指如依社会普通观念，即使权利人虽然尚有行使权利之可能，但将付出过分的代价，甚至需冒生命危险的情形。至于权利人不行使请求权与该事由之间，不以有因果关系为必要，盖因本项中止并不问权利人主观上是否具有中断诉讼时效之认识，即使其全无中断诉讼时效之认识，亦不妨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止。无论该事由所直接影响者为权利人抑或义务人，只要其致使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即得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止。
对于当事人的下落不明，一般认为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止事由。有学者认为，“义务人逃避民事责任而下落不明”应为诉讼时效的中止事由。笔者认为，即使义务人下落不明，权利人仍然可以通过提起诉讼（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前段），或者通过在媒体上公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而中断诉讼时效，因而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止事由。
其次，诉讼时效中止的法律效果。对于如何理解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后段中的“继续计算”，争议很大。目前通说采取合并计算说，认为中止使诉讼时效期间暂停计算，待该事由结束后，剩余的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即中止前、后经过的诉讼时效期间合并计算。笔者认为，这一定义直接使事由结束后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计算问题形成争议。例如，梁慧星教授认为，如果剩余的诉讼时效期间不足六个月的，应延长到六个月。王利明教授则认为，不应延长到六个月，“如果一定要留足六个月，这样在时间上要重新计算，徒增麻烦”，即使“权利人没有六个月的时间行使权利，此时可以通过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的方式而导致诉讼时效中断”。为统一司法实践的做法，有必要统一对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后段中的“继续计算”的理解。
笔者认为，如同许多学者所认为的“诉讼时效的中止又称为诉讼时效的不完成”，应系指特定事由的发生并不停止诉讼时效的进行，只是法律赋予权利人即使诉讼时效期间届满，非于该事由结束后经过一定期间，诉讼时效仍不完成。因此，这不是“暂停计算”，而是“继续计算”但不完成。权利人可以享有于该事由结束后一定期间（六个月）的“外加的诉讼时效期间”，而不管在该事由“界入”诉讼时效时诉讼时效期间还剩余多长。但是，对于剩余的诉讼时效期间，纳入到该六个月中一并计算。至于该六个月的确定，参与民法通则立法的学者认为：“在中止时效事由消灭之后，权利人仍有六个月的诉讼时效时间，根据我国的通讯交通及法院设置的状况，这一时间是足够权利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
在具体时间的计算上，中止事由须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界入”诉讼时效，在其结束后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六个月。例如，某请求权适用二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于一年八个月的时候发生不可抗力障碍，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止，于一年十个月时该障碍结束。于此时起，诉讼时效期间应当继续计算六个月，即至二年四个月，而不是只计算原来剩余的四个月，即至二年二个月。
引用法条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百三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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