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精神赔偿成为“侵权责任法”的一大亮点，这是我国在现行法律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保护人权的立法理念。不过，要看到“侵权责任法”以“严重精神损害”来界定是否构成精神损害以及是否可诉精神损害赔偿，就为这一规定留下了过多的自由裁量空间和法律空隙，需要通过实施细则或法律解释等细化制度予以规范，否则，其执行力可能大打折扣，也不利于保护公民的精神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 ”在以往的一些判例中，往往被侵害人请求了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其本人或亲属就不能再要求精神赔偿金，司法对另外的精神赔偿金一般不予支持。如果继续执行这一法律解释，就可能出现一般情况下，即便被侵害人及其亲属遭受严重的精神损害，也只能拿一不拿二，得不到单独的精神赔偿金。因此，应通过细则规定，精神损害诉讼请求不再“寄生”于其他侵权行为而捆绑提起诉讼，独立成为侵权行为诉讼。既可以与其他侵权诉讼一并提出，要求合并赔偿，也可以单独提出，单独赔偿。但考虑到节省司法资源与诉讼成本，对兼而有之的多项侵权诉讼请求原则上应同时提出。当然，原告疏漏的也可单独提出，不影响审理的公正性与执行的效率。
在外因导致公众心理疾患日益增多的社会背景之下，如何界定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特别是孤立的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成为执行“侵权责任法”的关键节点。不妨借鉴美国的具体法律规定。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法律协会明确，即使没有发生身体的损害，精神损害本身也可以构成一种独立的侵权行为诉讼。相关侵权法律明确构成精神损害的三大要件为：一、行为人的行为是极端和粗暴的；二、故意伤害是严重的；行为导致的精神损害也是严重的。 “导致精神损害的也是严重的”这一核心要件应由专家确定不同的等级，分别规定为严重、比较严重和特别严重。针对个案应由专家进行严格的鉴定，供司法裁决中参考。这样一来，“侵权责任法”对精神损害赔偿原则规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就受到了规范与制约，可望最大限度地依法保护精神损害被侵权人的人身与精神权利，减少由法律缺乏可操作性带来的各种纷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