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患有严重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却无钱治病。当得知监狱中可以免费治病时，为了保命，他不惜在第一次被判刑后监外执行期间，再次抢劫，终于盼来了苦求的18年有期徒刑，他的名字叫李大伟（化名）。（2008年11月26日《新京报》报道）
还有一个名字，他和母亲，孤儿寡母二人。为了生计，他携母自安徽远赴福建南安，边在工厂打工，边照顾母亲。由于母亲经常犯病，他不得不往来于工厂和租房之间。不料母亲因病离世，苦于无钱火化，他无奈“水葬”生母。他被刑拘时涉嫌的罪名是“侮辱尸体罪”。这个名字叫王小喜。（2008年11月29日《海峡都市报》报道）
很多人看到这两则新闻，在惊讶李大伟和王小喜的“壮举”时，更多的应该是叹息吧。然而，在惊讶和叹息之余，这两则新闻背后隐藏的东西更值得我们深思。
一个是身患重症，无钱治病，生命不保，他无奈抢劫求监，以期获得免费治疗，保住生命。一个是孤儿寡母，背井离乡，母病离世，他无钱火化，无奈“水葬”生母。生者悲，死者痛。他们两人的遭遇不是孤立的事件，其间有着内在的共同因素。两人的遭遇都是民生保障缺失的畸形产物。
对抢劫求监“保命”事件，人民网有网友评论说：“大而空”的新医改征求意见稿已受很多抨击，某些官员却还在说“医改方案看不懂很正常……”。在“未犯病者”相互拉锯、口舌纠缠的过程中，某些身患重病的穷人可是等不起了。李大伟以极端的方式“抢”来了生存的权利，已然说明“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灰色无奈。“其他胆小、没有医疗保障、又患上重病的人”，只能“悄无声息地故去”。（见人民网）对“水葬”生母事件，当地民政部门表示“泉州各级民政部门虽没有设置专项基金，用来补贴贫困百姓的丧葬费用，但若有困难的家庭，并能提供一定贫困证明（如低保户等），无论本地外地，都可以向民政部门提出申请。”且不说“没有专项基金”补贴贫困百姓的丧葬费用，就是到处去开所谓“如低保户等的贫困证明”，再“向民政部门提出申请”，恐怕没等民政部门批准同意，死者的尸体就已开始腐败了。
李大伟和王小喜的遭遇，并不是个别现象，和他们有过相似遭遇的，肯定还有很多未为人所知。重庆人罗万富，他没有经济来源，十几年来曾数次进过监狱，每次出来后，当慢性病一发作，他就想方设法犯事进监狱，以获得免费治病的机会，牺牲自由换取健康。陕西一谭姓农民因无钱火化在南京遇害的女儿，无奈欲千里背尸返乡，刚要付诸行动就被发现，幸得媒体同情向社会寻求捐助。
虽然我们已经基本建成小康社会，但是社会底层尚有许多民生疾苦。现行民生保障制度仍然缺失对底层民众强有力的保障。李大伟和王小喜的惊世“壮举”是对现行民生保障制度的极大讽刺。很多人应该都还记得湖北青年孙志刚，相比于孙志刚，他们可幸运多了，毕竟他们还没有像孙志刚那样，以生命的代价换取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从被“收容”到被“救助”。我们应该再思考一下孙志刚墓碑上的一段话：“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白如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