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患方来看，由于取证难、缺乏专业医学知识等主客观原因，其对医疗风险缺乏全面而清醒的认识。从医方来看，医院参保率低，且逆选择多：有的医院风险意识淡薄，有的医院借助医学的复杂性而想方设法地摆脱本应承担的事故责任，有的医院怕医疗事故鉴定会影响本医院的声誉而倾向于协商私了。从保方来看，不仅医责险合同本身存在着的条款不完善、可操作性差、赔偿限额低、责任期限过短等问题，而且对保险合同的理赔很不积极，不参与事故认定与估损，没有帮助医方从繁重的纠纷中摆脱出来。此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国在医疗事故的认定和估损方面缺乏独立、专业的第三者机制，公信力差，这也使得纠纷久拖不决。
对此，笔者主张应当像交强险制度那样，在全国统一推行强制性的医疗责任保险和医疗损害社会救助基金，即“医强险制度”；同时改进现有的医疗事故鉴定和医疗损害估损机制，增加医疗损害保险公估人的独特作用，使医疗纠纷得到快速公正的解决，促进医患和谐、医学事业发展以及社会利益最大化。
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医强险制度。如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密苏里等州将是否投保医疗责任保险作为考量医师牌照的重要因素。英国的医生执业必须加入互助性的保险机构和购买商业保险。日本的医疗责任保险由医师会统一投保的。而瑞典则走得更远，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全面应用医疗伤害无过失补偿制度的国家。
而我国也于2006年颁布了《道路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条例》，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强制性的交通事故责任保险制度，这对于我国未来的医疗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与交强险制度一样，医强险制度也应当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它们都是现代事故损害赔偿的社会化机制。与交强险一样，医强险也应当具有的社会公益性质及相应的制度特色和优势，如强制投保、保本微利经营原则、受害人直接求偿规则、保险人代处纠纷的权利和义务、对受害人的社会救助基金制度等等。具体而言，医强险制度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是投保人(医院)和被保险人(医护人员)一方的权利义务。这一方的权利有：保险金请求权，诉讼费用请求权、合同解除权，而其义务有：法定投保、如实告知、合理注意、出险通知、提供证明文件等义务、防范和减轻医疗事故的义务等。
另一方面是保险人方的权利义务。首先，医强险的保险人只能是财产保险公司且以“保本微利经营”为原则。其次，其权利主要有：收取保费的权利、代理被保险人的事故纠纷处理的权利与义务、参与和解与抗辩的权利、对被保险人进行风险控制和教育的权利。最后，其义务主要有：给付保险金、给付被保险人的仲裁和诉讼费用、给付事故鉴定和评估费用的义务、对受害第三人直接赔付的义务等等。为此，必须对医强险的保险责任范围、责任免除、责任限额等进行精心设计，同时赋予保险人对医方风险管理工作的监督权等。
此外，我国目前的医责险之所以推行难，除了保险条款设计不合理之外，还在于其理赔的客观环境不好。目前我国医疗事故鉴定机制不仅公信力差而且费时费力，使医疗纠纷难以迅速而公正地解决。要改变这一状况，需要综合考虑患方、医方、保方的切身利益，结合我国国情，寻找新的途径和机制，这并非易事。为此，我们应当建立相关制度，通过加强医强险的履行辅助人的权利与义务来解决这一问题。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作为履行辅助人之一，有权处罚不购买医强险的医院，保险公估人作为辅助人之二，在医疗损害的事故认定和损害评估中拥有调查权、评估权、调解权和说服义务。(作者单位分别为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和金融学院)
U882642901
U9821993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