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天河打工的湖南姑娘张念上个月进了一次医院后,变得不再相信医院了。今年五月初,张念左胸部生了一个肿块,隐隐作痛,到附近医院就诊,“接诊医生粗略一看,就开了一张处方,说按他的处方吃药一周左右就能见效。”张念说,医生的处方里有七种药,划价的时候吓傻了眼,600多元,太贵了,她一个月打工收入也才1000元左右。
从医院回来,张念严格按医嘱服药,病情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于是她决定换家医院。在广州女子医院,乳腺专家吴霞看到了那张处方单后惊呼:“这哪里是治病的处方?一张处方七种药,四种抗生素,三种消炎药。”
医学界流行一句话说,在美国买枪很容易,但买抗生素却很难。而中国正好相反。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中国住院患者抗生素药物使用率高达80%,其中联合使用两种以上抗生素的占58%,远高于30%的国际水平。
有数据显示,全国每年销售收入排序前3位的药物均为抗生素。此外,静脉注射已经成了滥用抗生素的新途径。每天1000个门诊患者里,有将近2/3会接受静脉注射治疗。专家称,凡超时、超量、不对症使用或未严格规范使用抗生素,都属于抗生素滥用。
据统计,因抗生素滥用,患者每年多花数十亿元。而更让人触目惊心的事实是,我国每年有超10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滥用抗生素。其造成的肌体损伤以及病菌耐药性更是无法估量,滥用抗生素使我们为战胜疾病的代价越来越高。
据了解,我国药物市场的现状是,包括抗生素在内绝大部分药品都通过医院卖给消费者,其中要经药厂、代理商、医院等几个环节,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巨大商业利益。某商业公司医药代表徐先生说,在这条销售线底下,实际上存在一层暗箱操作关系。比如药厂和商业企业要给推动销售的医药代表和业务员其中一部分利益。
“越高级的抗生素价格往往越高,如头孢四代产品卖七八十元,二代一代有的可能只需要十几元甚至几元。新、旧产品之间,医生往往选择前者,将可使用范围的最大剂量。这主要商业利益在作祟。”该医药代表称,医院药厂联合的医药体系在没有其他力量限制下,轻而易举地“合谋”抗生素滥用。
对此,广州女子医院为了使患者看病少花钱、不滥用抗生素,想了很多办法。有多年国内公立三甲医院工作经验的王为院长深有感触,“我们是直接和药厂合作,减少购药售药的中间环节,杜绝医生随意开抗生素给患者;同时,出台措施,严格限制抗生素类药品的使用。几年下来,我们的药费单小了,乱开药少了,患者病痛解决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抗生素滥用,患者从某种意义上也成了帮凶。“很多患者来看病,直接就要求我们医生给他用哪种药。”广州某医院的门诊医生告诉记者,患者对疾病本身有恐惧心理,总想尽快治好病,往往忽视了疾病痊愈的规律。
更何况,有些医生也只是认识到了抗生素在治病上的便利,对其危害认识的并不足够。“临床经验不足,也让很多医生迷信抗生素的作用。在我们医院,引进人才、医生,设‘门槛’还要上岗培训,不用少用抗生素就能解决患者病痛,但并不是所有医院医生都能如此。”王为认为,国内医疗发展不均衡,很多地区的卫生院、卫生所从业医生的业务水平相对较低,给抗生素的滥用提供了生存土壤。很多药厂为药品在媒体上做广告,夸大抗生素的作用,回避抗生素的危害,扩大了抗生素的存在空间。因此,单靠医生向患者普及莫乱用抗生素的常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整个社会转变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