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号贩子”，为争夺地盘寻事斗殴，贩卖门诊号，监管多年屡禁不绝，“号贩子”现象为何根除不了，医院看病何时不再一号难求？
何帆：巨大的利润 导致票贩子猖獗 (《今日观察》评论员)
现在号贩子已经把替人牌号做成公司化的经营，专门有一个链条，有人专门负责营销。只要站在队里，就会有人专门过来问要不要号，然后还有卡片，印着“为您服务”专门负责来推销，还有专门负责组织人力来排队的，真正的老板在幕后指挥。像于氏父子他们在幕后指挥，他们有完整的产业链条，他们分享利润，还有基本工资，他们现在已经变成连他的生活和起居也是统一，住一个地方，然后早上统一起床，统一上班，据说还统一下班。所以现在已经变成准军事化管理的公司。现在已经演变成恶势力，所以对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所以警方不得不出手。
协和专家一上午看20个号，现如果他们在把20号全部买下来，一个专家号14块钱，共280块钱，所以哪怕卖出去一张票，利润率都是500%。全部卖掉一天大概2万块钱，那个利润率就是两万分之一千。不要忘记马克思说利润率超过50%，人家就会肯冒险，如果超过100%，就铤而走险。要是超过300%，就敢冒践踏法律的风险。
何帆：挂号费定价太低 加剧医疗号贩子横行 (《今日观察》评论员)
号贩子的土壤从根本上来自于医疗资源的供求不平衡，从需求来说，全国人民都想去协和，因为这是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但是你想想全国最好的医院也就是那么几家，这些医院医生怎么满足全国人民的看病的需求？
这种医患的供求非常大，另外定价费的错误人为加剧这种号贩子。之所以炒的1400块钱，就是因为市场认它的价格是1400块。而我们平时挂号给它定的只有14块钱，这个价格定的非常低。
协和老专家说我们专家号比协和医院对面理发店的费用还低得多，都比这个挂号费贵，由于你把定价定的非常低，就是人为加剧，这样想来协和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能够给大家看的医生非常有限。
张鸿：号贩子分工明晰 生存之道 (《今日观察》评论员)
我自己经历过，一个亲戚来北京指名到协和看病，排了三天排不上。第三天我帮他过来排队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号贩子，因为自己也不知道再排下去是否能看得上病，因此我只有给了号贩子两百块钱，为了顺利看上病，坦率地说，要是我这个朋友再排不上号，在北京等待的成本那就太大了。
很多人说我上半夜11点排行吗？不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是你根本就排不到。北京基本所有的三级甲等医院，包括协和医院，号贩子一般什么时候排？他们都是在前一波排，一排完，8点就诊，这一波人又在大厅排明天的号。这两波分工特别明晰，有点类似于我们电视台制片主任的角色，类似找群众演员，今天找7、8个农民工，1天给他150块，或者明天早上换一波排明天早上8点，永远也早不过他们，他们一群一群地站在那儿，人高马大的模样，瘦弱的患者根本不敢站到他们前面。
“号贩子”现象屡禁不止，排队看病的问题一时又难以解决，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号贩子”怎样才能杜绝？医院看病怎样才能不排队？民众不仅在发出疑问，更期待着问题早日解决。
何帆：政策、财政和人才等一直都往大城市大医院倾斜(《今日观察》评论员)
其实光靠打击号贩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正问题不是号贩子，号贩子现在是等于医院的体系在外面长出来一个“牛皮癣”，很难看，很难根治，真正的根源是医院体制内部出了毛病，所以这时候现在出现号贩子，打击号贩子的各种办法只是为了解决一个表面的公平，号贩子排队排不上，对患者是不公平的，因此在表面不公平的背后，实际还有一个更大的不公平，这就是资源配置的不公平，但真正的公平应该是背后的，现在背后有很多不公平的因素，这些不公平的因素就是医疗体制现在分配太不平均。我们现在惩治所有的号贩子、维持表面的公平，对患者的公平何在？
一般来说，患者有小病到社区医院治。等到疑难杂症，到综合医院大医院去看，现在社区医院几乎“门可罗雀”。为什么基层没有号贩子？里面甚至连病人没有？因为大家都挤到三级甲等医院、大城市大医院，这是为什么？因为大城市大医院长期政策，财政，人才一直倾斜。另外现在像三级甲等医院，看病，公费医疗没有问题，还有很多单位定点医院，都是大医院，所以大医院他们患者资源非常丰富。这样就有全国最好的大夫，有最丰富的患者资源，有最充足的财力，医术肯定会提高。
而那些小医院得不到钱，没有患者，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更新设备，所以有的甚至连验血的必要医疗设备都没有，所以最后出现马太效应，强大的越强大，落后的越落后，最后大家变成不信任社区医院，一定要去最好的大医院去。
何帆：要解决好医院内部制度和医疗体制中的供给分配(《今日观察》评论员)
我们对医疗改革存在误读，认为医疗体制改革不能市场化，实际上大家批评市场化的时候是在批评医院和药在涨价、提高价格，而不是在真的批评市场化本身，真正市场化是引进来竞争。
何帆：必须增加医疗资源的投入(《今日观察》评论员)
我们现在关注协和医院，其实协和医院出现号贩子的是全国人民的缩影。怎么建设“和谐医院”，现在总的来说我们对医疗的投入不够，这是历史欠帐，2007年我们医疗卫生站GDP4%点多，而印度6%点多，印度比我们还穷，巴西已经到8%，很多发达国家10%，所以我们必须补课在更多的地方建更多的医院，才能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
张鸿：技术层面难以解决“号贩子”(《今日观察》评论员)
现在患者和社会的情绪特别容易理解，但现阶段，可能很难解决。
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我们已经设置了警务站，医院想了很多办法，我们经常看到警务室入住医院。但是报道最初说彻底打击号贩子，但是过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号贩子依然在医院。
有这么大市场需求，很难博弈过“号贩子”，就算实名制也很难解决，协和医院实行两次实名制，排队的时候，下午5点切断，凌晨5点切断。大家在外面，开始往屋里进，实行一次实名制的，要登记身份证，到医院里面又是实名制。看起来非常严谨，但只要病人可以委托亲戚排队，号贩子也就可以演绎成病人的亲戚去挂号了。
卫生部明年下个月将公布的医改方案，里面包括5个配套方案，其中包括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说医疗服务其实就是公共产品，这个产品线其实需要分层、分级、分诊的制度。卫生部门应该设立一个门槛：首先是医院规格的限定门槛，其次是能否成为定点医保医院的限定门槛。
张鸿：政府应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百姓可自主选择多样化医疗服务(《今日观察》评论员)
医疗服务到底是公共产品、还是市场产品？协和的医院定14块钱是因为公益性，是国家投资的，是公立医院。如果定1400块钱肯定会激起众怒。
其实要让市场化真正来解决这个问题：国家提供基本的医疗产品，包括一系列设备，人员，包括医保制度，来扶持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公立医院永远不是最好的医院，只是提供基本保障。
市场一定要引入进来。这次4万亿投资，只有400亿用于医疗保障(还是相关设备保障加一块儿)这个数字特别小。所以除了政府投资，还要带动相关的社会投资，来让我国的医疗体制真正地有市场，有保障。
医疗服务是属于公共服务产品，这一块政府要提供标准化的产品，就像提供快餐一样，基本都差不多。在地方上享受公共医疗服务，和在北京享受到的基本医疗服务应该要差不多。
另外，要让公民享有选择权——享有选择差异化服务的权利。不能大家都挤到公共产品里面去，有钱可以享受社会医疗，享受更好的服务，但基本的保障型医疗服务一定是政府来提供，总结起来就是两点：一方面政府要提供均衡的公共医疗服务，另一方面老百姓根据自身的条件可以享受多样化的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今日观察》栏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五21：55—22：25；重播23：50-24：20；次日中午1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