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上，医疗回扣问题被代表、委员格外关注。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重华表示，正在进行的医改，不能回避医疗回扣的顽疾，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他说，药品回扣，除了占比较低的普药外，按医药行业的潜规则，药品回扣是药品零售价的20%-25%，即使按15%计算，全国一年也达450亿元之多，如果算上在回扣驱使下所开不该用药的金额，那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陈重华谈到了某医疗设备招标的怪事情，某市CR设备招标时，竟出现投标价负7万元的怪事，但随之而来的是连续几年必须使用该厂家耗材协议条款，这就意味着，把设备款转嫁到耗材之中，通过耗材提价来弥补设备的价格。这么一来，患者看病负担显著上升。该位委员表示，与此相验证的是，一家医院规定本院医生回扣统一交给医院，仅此一项举措，最终价格比招标价格下降了25%-30%。陈重华说，必须正视回扣在医改中的负面效应，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回扣问题，看病贵、看病难还是难以解决。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糖尿病治疗中心院长冯世良表示，现在很多百姓进医院有一种明显的感受，就是无论前几次进医院检查情况如何，医生往往三下五除二开一堆化验单、检查单，似乎是为了诊断得更准确。但其实多数检查，凭着医生的看病经验是可以免去的。此外，在诊断之后，医生开的药很多也为医保目录之外的新药。“为什么要这么做？”冯世良认为，不少医院存在着“过度医疗”问题，与医生想拿“回扣”不无关系。正常一盒只卖80元的消炎药，在医院里要卖到240元，多出来的160元中的绝大部分被医生拿走了。冯世良表示，不少得了大病、特病的人，家庭财力消耗会非常之大，而家属为了能让病人尽快康复，也会一切听从医生安排。“如果某些医生为拿‘回扣’，把不该做的检查给病人做，把不该用的药让病人用。这等于是吸病人的血。”
“不少医药公司会在年底或某个时间，以考察讲学的名义组织一些医院的医生到国外旅游，并赠送大红包，这些钱其实都是回扣，回扣是怎么来的，还不都是从病人那里拿过来的嘛。”冯世良指出。
百姓最担心看病花钱没底在北京采访期间，出租车司机刘师傅以自身经历告诉记者，“近十多年，看个感冒的费用悄然上涨了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他前段时间感冒，看病挂水吃药总共花了500多元，一个简单的感冒就花掉了一个月收入的1/7。”而令刘师傅感到不悦的并不是看病费用太高，而是医生诊断的问题。“现在无论是专家还是普通医生，只要进了医院，甭管你得了什么病，首先会开一堆化验单，验血、拍片等等，这占了相当大的一块费用，过度地依赖设备提供的数据。像以前那种根据经验看病的医生似乎越来越少了。”刘师傅还表示，一个小感冒就花了1/7月工资，如果得了大病，那花钱就可能是“无底洞”了，不仅是经济压力，更多是精神方面的压力。
冯世良说，“已进入医保目录的307种药品，其价格目前已很透明，因此，回扣空间就被封杀了，得到实惠的最终还是百姓。所以，让更多药品和医疗服务纳入医保目录，或许是解决回扣的最简单的方式。”陈重华也给出建议，各医院应开展反商业贿赂行动，严惩行贿者。同时，应让各级卫生行政部门，限期在各级医疗机构组建专门的医院药事与治疗委员会，负责制订和不断完善医院的药品处方集，以减少医生处方的随意裁量权，并配以主要药品以通用名处方等措施，给患者知情权，从技术上减少回扣的可能性。此外，在遏制回扣、控制费用的情况下，医院的收入不可避免地会减少，这就需要财政、医保等多渠道有更多的补偿机制，比如，将医保从中获益的一部分用于对医院的补偿。
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孙南雄委员是一名医生，也是一位连续三届的全国政协委员。自他第一年参加“两会”以来，一直关注医疗卫生改革这个难题，几乎每年都要就这一“硬骨头”话题提交提案，今年也不例外。“要将医疗卫生改革提案进行到底。”孙委员坦言。两会上，像孙南雄委员这样誓将提案进行到底的委员，还有很多。
同样来自江苏的宋余庆委员，去年提交了一份关于实施适宜医疗，解决民众就医负担的提案，卫生部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研究办理后，专门回复了办理函，表示已制定了有关管理办法，加大了对医院医疗服务和收费行为的监管力度。宋委员坦言基础百姓医疗负担过重的问题依然未能改善，他还将就此继续建言，将提案进行到底。吴为山委员去年提案呼吁要加强全国城市雕塑建设的科学管理，今年他又继续为之呐喊。
为寻求问题的最终解决而顽强执著的代表委员，在“两会”上还有很多。“重要的不是发现问题，而是解决问题”，是他们将提案进行到底的信念支撑。他们不会满足于人们对提案本身的好评，而更关注问题的最终解决。
理想与现实，有时候只一步之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养老保险随身带、公立医院改革……许多当年的老大难问题，在代表委员建议提案的推动下，已经逐步解决或正在改革摸索之中。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今天的理想，或许明天就能成为现实。而这一步之遥，需要更多“将提案进行到底”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