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尔夫特一家医院的麦克·斯洛特博士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荷兰，从政府监管机构到医院、药店，从医生到病患以及社会各方面，都有着一整套职责明确、管理严格的体系 ， 确保药品有效、经济地使用。”
与多数欧洲国家一样，荷兰实行的也是医药分离的医疗体系。患者多数先前往登记的家庭医生处就诊，而后凭借处方自行购药并交由保险公司报销。这种体制对防止过度用药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好处，就是医生无法从开药当中获得任何利益，不会“刺激”医生主动多开药。
为了指导医生合理、有效地使用药物，荷兰通过一个名为“家庭医生协会”的组织逐年编制药品使用标准大纲，对于使用何种药物来治疗各种疾病的各种病征，都有着明确而清晰的规定。
在这样的体制下，医生无论因何种原因造成医疗事故，都要承担责任。从经济利益上考虑，医生如果违背用药大纲滥开处方，不但得不到任何私利，而且很可能会受到包括吊销行医执照甚至罚款，或追究刑事责任等处罚，自然就会慎用处方权。
此外，药店对于处方药，特别是抗生素类药品，都有着非常严格的销售控制规定。民众不可能在街头的药店中随意买到包括抗生素类药品在内的处方药。如果发现有违规情况，药店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药店在严格体制的监管下只能凭借处方销售药品，加上独立的医疗保险公司对病患医药费用的审核，确保抗生素等处方药品的经济、有效使用。当然，这样的体制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消极因素，如医生因为用药过于谨慎或者不够及时而耽误患者的治疗。但整体来看，这种体制有效限制了各方追逐经济利益的空间，使药品这一特殊商品基本能按需发放。
荷兰中央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和2009年，20岁至45岁的青壮年人群使用处方药的比例分别为26 .5%和26 .8%；45岁到65岁的中老年人群使用处方药的比例为50 .2%和54 .0%；而65岁以上人群使用处方药的比例为78.1%和81.7%。从中可以看出，上述人群在最近六年中使用处方药的比例，始终在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宏观调控下小幅浮动，各自大致保持在26%、50%和80%左右，变化不大。这和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身体素质也是相吻合的。
药品监管部门在药品使用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每年药品监管部门都会对药品上市量进行控制，并会根据近期疾病发生的相关情况确定出大体投放市场的药品总量。
在荷兰，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对于每个家庭医生的年度处方药品使用总量有着异常严格的规定。例如，限定家庭医生的处方总量，即每个家庭医生一年只能开出一定数量的药品。“这迫使每个医生在开药前都再三斟酌是否确有必要”，斯洛特说。
上述制度还有一个好处，即敦促医生不停地学习提高，使其不可能对所有病人都只是随意开出一些药品进行治疗，敷衍了事。
斯洛特强调，有些医生救治病患心切，即便只是感冒发烧也给病患上抗生素类药品，这是万万不可提倡的。一些医生认为只要迅速见效就是治病，而忽略了过度使用抗生素类药品只是解决了眼前的病状，对病患将来产生的副作用无法估量，甚至可能影响到整体国民健康。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有相对较完善的医疗保险体制，不少荷兰民众也存在“交了保费就得给药”的心理，认为自己每年交纳几百甚至上千欧元的保险费，一旦生病却得不到药品治疗很吃亏。
斯洛特说，“和病人的沟通非常重要。在病人要求开药或多开药的情况下，医生要做的就是遵守原则，从医学角度向病人解释在当前阶段不需要开药的原因。再从长远健康角度向病人解释药物不可随便乱用，特别是抗生素等处方药，一定要遵从医生的建议”。
在荷兰，对药品广告的监管比较严格。在普通媒体上，无论是广播、电视还是报纸、杂志、网络等，对药品广告的投放都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
此外，加强患者教育，不仅体现在医学知识的教育方面，还与社会整体的健康教育相关。也就是说，除了首先要让民众充分了解“是药三分毒，药品绝对不是糖果”以及滥用抗生素弊大于利等道理，还要向民众大力推广健康、正确的生活方式，包括合理的饮食和持续的锻炼等。
在这方面，荷兰非常突出的一点是，政府大力推广自行车的使用。统计数据显示，阿姆斯特丹人口约73万，但却拥有近60万辆自行车，全市自行车道合计达到约4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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