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行医近二十年的医生，一位在旁人眼中“很漂亮”的男子，一位经常为邻居老人免费义诊的好人，却选择在仲春之初的一个上午手持尖刀恶意伤害13个稚嫩孩子的生命。事发福建南平实验小学，并顷刻间打破了这个山区小城的宁静。若干年前，《南风窗》知名记者章敬平曾经深入南平地区采访调查，以环武夷山地区的三农问题改革实验为题材写成了一本《南平寓言》。而当笔者在第一时间听到“南平血案”时，脑中闪过了一个念头:这又是一个“南平寓言”。
凶手郑民生系失业医生，半年前刚从南平市延平区一家社区卫生服务站辞职。根据媒体报道，郑民生在行凶现场被制服时，疯狂大叫:“他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他们活!”“多杀一个赚一个!”这是一位疯狂复仇者的犀利表达，他对社会已毫无眷恋并企图让更多人与其同归于尽。事发当晚，南平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将这起凶杀事件定性为恶性杀人案件。
笔者留意了媒体对这起凶杀案件的叙事角度，发现各方舆论倾向于把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引发惨案的心理内因，对杀人者的“精神疾病史”和“心理孤僻史”进行悬念化的处理；第二，对案发现场的补救性和预防性治疗，主要是对身体创伤者的全力拯救和对心理创伤者的心理诊疗。笔者并不曾致力于社会突发事件的干预性研究，但对于眼前媒体通常遵循的叙事路径心存两个疑问:
第一，对心理内因的强化叙事容易将这起特大惨案引向个案的结论，从而弱化事件本身的社会关联度。以笔者的学识为限，国内外社会学者留下了不少关于自杀行为研究的经典文献，他杀研究却较少。但从直觉上讲，南平凶杀案是一起社会关联度相当高的他杀事件。再换个角度来说，杀人者是以“同归于尽”的方式来完成一种社会性的自杀。即使杀人者的个人心理问题是导致这起惨案的重要因素，我们也有必要深入思考一下如何让那些心理患者获得适得其所的社会空间。
所幸的是，在南平血案发生之后的第三天，笔者在福建的一家本土网站找到了一个关于郑民生个人生活史的资料。该资料多处显示，作为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一名医生，郑民生平日并没有给身边的人留下什么不良印象，而且还经常为邻居老人提供免费义诊，显示了其职业关怀的一面。社区卫生服务站属于社会事业单位，作为服务站的医生，郑民生从事的应该是一种温暖社会的职业。但是很遗憾，郑民生却没能够让自己的孤僻人生变得温暖起来。年过四十的郑民生依然是孤家寡人，谈过多次恋爱却无法走进婚姻家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钱买房子。笔者在数年前曾以记者的身份多次去过南平市，知道这个临江依山而建的局促小城长期以来房价偏高，家境不好、月入一千多元的郑民生买不起房子很正常，不正常的是，没有一种社会机制来解决这种结构性难题，帮助每个社会个体实现“居者有房住”的普通理想。更不正常的是，郑民生个人经历的恶性循环还遭到了旁人的嘲弄，从而擦亮了社会仇恨的火花。作为医生的郑民生可以治病救人，却挽救不了社会仇恨。
第二，血案发生后，政府迅速组织各方面力量进入现场以挽救危急局面，但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笔者并不是认为对伤者的抢救和对心理创伤者的心理诊疗不重要，但仅仅对这种人为惨案进行“紧急扑火”如今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性短效行为，却无助于我们建立一种长效的社会安全机制。而短效行为是无法根治结构性社会问题的。作为医生的郑民生无法挽救社会仇恨，同样的道理，那些紧急扑向血案现场的医生和心理医生也挽救不了郑民生制造的社会仇恨。
强调“医生挽救不了社会仇恨”这样一个常识，是想说明“南平血案”不会是一个凶杀个案，也不会是一个人的心理问题。它是一个关联你我的“社会寓言”。在“大政府小社会”的中国背景下，国家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方面取得理想的效果，却疏于对日益严峻的社会安全问题的治理。笔者注意到一个细节:杀人者郑民生之前所在的单位是社区卫生服务站，如果在未来的一个时段内，带有社会工作性质的社区工作服务站能够快速发展起来，那么中国的社会安全阀机制就能得到进一步完善。
（作者系福建福州大学闽台社会与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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