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每年都有大量医学院等待毕业的学生需要临床实践,却鲜有病人愿意配合,无奈之下,苏州一家医院只好招聘“假病人”来陪诊。(4月5日《扬子晚报》)
不只是苏州这家医院,在上海北京等一些医院,都曾出现过类似的现象。严格意义上说,这甚至已经不算是新闻。尽管医院们都强调,之所以找来这样的“标准化病人”,只是一种辅助的训练手段,而非其他原因。但却依然掩盖不了一个无力的现实,很多病人开始拒绝配合指导实习生的临床实践,他们认为,这会侵犯到自己的病情隐私权。一项相关调查显示,有八成患者会拒绝实习医生。
在一些前辈们看来,要在以前,这是很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或者再往前,病人们一直非常乐于担当这种扮演活标本的角色,视之为一种光荣。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意识里,实习生也等同于医生,他们同样是专业而权威的。但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病人,开始颠覆了这种观念。他们会认为,实习医生并不可靠,不值得信任。有了麻烦,还是找自己的主治医生管用。实习生意味着一种干扰,一种麻烦,他们越来越不习惯于被实习生围观的感觉和氛围,认为这是一种受虐的过程。
出现这种社会变化,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医患关系已经没有从前和谐,医疗纠纷呈现上涨趋势。医院及医生们的公信力和社会声望也大不如前。一者,因为公众对医生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医疗过程中,患者权利意识也越来越强,开始更注重个体的心理感受。二者,随着媒体越来越介入到医疗领域的报道,出现了很多揭黑式、夸大式的新闻报道。它有可能会令患者产生一种过于敏感的心理。如果在实习过程中、在态度与言行上,医者们没有给予患者足够的尊重,就很容易失去信任,他们可能就会选择拒绝。
但无论如何,从公共利益的角度看,“培养医生”都是一件社会事,需要政府、医院、公众共同配合,共同出力,在尊重患者权益与尊严的前提下,为之开辟一条绿色通道,让医学生们有途径,有机会接触到足够多的病人,亲身参与更多的医疗实践,从而才能为社会与国家培养出更多的合格医生,造福于社会。
要知道,对一个医生而言,在实习阶段的两年时间内,他们接受的培训质量如何,数量多少,将基本奠定他们的临床基础能力,对他们是否能够成长为合格的乃至是优秀的医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医生,在整个行医过程中,有可能接触到数以万计的病人。如果对他们的培训是不足的,基础没打好,就意味着一种不小的隐患,有可能会引发或大或小的医疗伤害或事故。而接受更好的,足够多的培训,就有利于降低这种社会风险,最后获益的不仅仅是医生,还有整个社会,众多患者。